二零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对日第五次核查结束。
当天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团中国首席代表就向媒体宣称，第五次核查依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即中方提出对可疑设施进行突击检查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连核查常态化都被否决，中国将对此采取必要措施。
这下，事态严重了。
在九月份的第四次核查结束之后，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长杜小蕾就表示，如果第五次核查仍然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将针对日本的秘密核武器计划，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当时，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中国官员再次发出威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即将采取实质性行动。
两天后，在日本谈判代表团单方面退出之后，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谈判工作宣告破裂。
可以说，这是日本当局在战争爆发前，采取的最不明智的行动。
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退出资源谈判，主要想借此向中国施压，或者转移中国的注意力，把核查问题化小，但是日本过高的估计了东海油气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就高估了此举的意义。
必须承认，这是日本在外交战场上的一大败笔，或者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大胜利。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认为，中国急需东海油气资源，因此不会跟日本翻脸。
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就是，中国在资源谈判上表现得非常理智。
当时，中国甚至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比如按照日本的提议，以双边在中性海域周边的实际控制区域面积来划分油气资源。这就意味着，日本至少能获得百分之四十五，而中国只能获得百分之五十五。在此之前，中国的底线是三七开。也就是说，仅此一点，中国就让出了百分之十五的资源。根据中性海域已经勘明的油气资源计算，百分之十五份额的经济价值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如果算上未勘明，但是理论计算存在的油气资源的话，经济价值在三千亿美元以上。
也许，这些油气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大，但是战略价值非常突出。
以中日两国的油气消费来看，价值三千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气，至少能弥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的消费增长量、或者是日本在未来十八年内的消费增长量，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总规模在五万亿美元左右。
正是如此，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东海的油气资源。
事实上，这些人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零三四年七月底，第一座商用聚变核电站在江西的赣州开工，第一期工程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装机容量为五千五百万千瓦，年发电量高达四千亿度，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二零三三年的电力缺口大约为三千四百亿度。也就是说，该电站建成之后，将彻底解决长三角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与之配套进行的，还有从赣州经南京到上海，途经苏州等工业城市的二千千伏超高压骨干电网，一百千伏支线电网则将通往杭州、宁波、温州等工业区，整个工程也将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
有此可见，中国即将进入聚变能源时代。
虽然中国不可能一步跨入聚变能源时代，但是石油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比如，二零三四年底，黄瀚林签署了“国务院第十四号令”，对国家能源战略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划，将在二零三五年审议十八个聚变核电站项目，在二零四零年之前建成八座总装机容量在五千万千瓦以上的聚变核电站，争取在二零四五年，使聚变电能占到全国电力消耗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配套项目，在二零四零年之前将建成四横八纵，共十二条两千千伏级超高压骨干输电线，在二零四五年之前建成十六条五千千伏超高压输电线，形成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超高压输电网。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最快到二零五零年，聚变核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
如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到二零五零年，聚变核能就将超过全国电力消耗的百分之六十五。
事实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在解决了电力供应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模式，用电动设备取代化石能源设备。比如，大力推广电动汽车，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对电能储备技术的科研投入。
当然，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中国正在设法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物能源的高度依赖性，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
既然如此，东海油气资源又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
也许在十到二十年之内，电动设备不可能完全取代化石能源设备，比如不可能完全取代内燃机与涡轮发动机，但是中国本身就有足够多的化石能源储备，至少能够确保在战争时期的能源供应。
可以说，在能源问题上，中国表现得非常自信。
比如在二零三四年底，黄瀚林在签署了“国务院第十四号令”之后，又通过水利部公布了一项政策，即从二零四零年开始，中国将逐步减少水电供应，争取在二零五五年之前拆除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所有水电站。到二零五六年，只保留以农业灌溉为主、以及具有文物价值的水利设施。
表面上，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步骤。
对于人年均国民产值已经接近三万美元，初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来说，保护环境成为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是绝大部分国民的要求，也是众多民营企业的生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