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层次来讲，历朝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钳制言论，根本原因还是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与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两者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朱元璋“删孟”，是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建立一个新道统。这个“新道统”的要害便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他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至此被彻底颠覆。
没有约束的权力势必滥用，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是一个道理。朱永兴想得很深，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删改。有纠正，有继承，有发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依时代而进步，被历史的快车所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钱谦益，虽有污点，但学问是好的，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有幡然醒悟之举，可用；吕留良，虽应试清廷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且对应考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可用；黄宗羲，变卖家产，多次抗清，后隐居著书，可用；顾炎武，嗯，可用……
朱永兴先粗略地将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选出来，又命人尽量找来这些人所著的书籍，由段琬儿翻译念诵，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能加快时间，他还请来了张煌言，直接向他请教咨询，获益匪浅。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令朱永兴感到惊讶的是，黄宗羲对经济也很有研究。其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个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也是可行的。
这一下子，相比于顾炎武和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等人在朱永兴心目中的地位瞬间低落，虽然还有可用之列，但重视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的柱石。朱永兴赞叹感慨，立时便给情报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延请二人南下，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二人安全。
至于钱谦益、吕留良等人，愿来则来，不愿来便在家中著书。朱永兴既然动了心思，便礼贤下士一回，亲笔写了书信，盖上印章，以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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