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捷应道：“好。”
但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向杜誉伸出了手。
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见对方完全没有回应他的意思，他在即将触碰到杜誉的胳膊时把手抽离，自顾自地说：“如果你需要人，我一直在外面。”
九十年代在病房里，杜誉对他讲，那天下午自己满脑子都是1972年秋冬时节的清晨。
在平原街的老屋，周荣璋如往常一般慢条斯理地吃完了茶叶蛋和白菜包子，还喝了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而后突然转头问他：“我死之后，谁是披麻戴孝的人？”
这是折子戏里常出现的词句，杜誉默默听着，脊背一阵阵发凉。
周荣璋洗干净手和嘴角，难得地穿上中山装款式的正式外套，说要去剧团里看一眼。
这是他人生最后几年里最体面的一次。
杜誉知道，是陈合英又来逼他了。他也知道，周荣璋曾多次对陈合英说：“无论你我如何，只要我还活着，你休想伤这孩子分毫。”
青年把人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传说中叱诧风云意气风发的周老板，当初而立之年在上海滩挑班、每每演出必定座无虚席的周老板，如今已经行至迟暮，年近古稀。
他望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悄声说：“你死之后，儿就是披麻戴孝的人。”
作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光明正大的私生子，这是他第一次对周荣璋自称“儿”，声音低到只有他一人能听见。
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干净体面地走出去，再回来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从屋门口直直倒向屋子里，摔了满头满脸的血却浑然不觉。
彼时周荣璋六十七岁，杜誉还不到十九。
几年后，周荣璋的骨灰被他名正言顺的儿女们接去了上海。他们感念于杜誉在老爷子暮年岁月里无微不至的陪伴与照料，按照周老爷子的遗嘱，把他生前身边的所有遗物都留给了杜誉。
当然，那些东西以京剧行头为主，外加平原街的老屋。虽然已经价值不菲，但在早就被他们分家时便已索要干净的钱财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感情与功利的算计，该如何明了？
赵捷走的时候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坐在桌前的杜誉紧紧攥着杜心苓的书信，神情恍惚，地上满是零落的信封。
在这一瞬间，赵捷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人什么都清楚。
独自坐在沙发上仔细琢磨了一会儿，赵捷觉得，或许老齐对这一切也了如指掌。
很多年后杜誉说，那天下午望着赵捷向他伸出的手，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的爱人好似穿过了几代人之间理不清的爱恨与世间蝇营狗苟的魑魅魍魉，试图拉住他不断向下沉沦的灵魂和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