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看着狄仁杰递上来的资料——今天李建成在街市上碰到的那个和尚法号叫玄奘，俗家姓氏姓陈，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河南洛阳）；父亲陈惠，身高体壮、美眉朗目，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之所景仰，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白马寺出家，即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便随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维摩经》等。隋大业八年，玄奘时年13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于东都洛阳白马寺出家。看到这里，李建成心中笑了笑——
‘陈玄奘，怪不得朕觉得与你有缘，原来我们早就在前隋之时就见过。当初，朕拉着朕的皇后郑婉珍前往洛阳白马寺祈福求子。你就是那个小沙弥，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如今，李建成已经正式登基，成为了万乘至尊，而且想不到的是，当初在寺庙里头扫地的小沙弥竟然成为了正式的法师尊者，李建成只觉得世间的缘分真是奇妙，并且也为陈玄奘的学识感到敬佩，因为，李建成通过郑婉珍知道，郑善果这个人为人高傲，从来不会轻易夸人，而玄奘时年13岁，就能够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于东都洛阳白马寺出家。足见此人才华出众，智慧过人。李建成继续看下去。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
唐高祖武德元年，由于战乱，玄奘与兄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5]玄奘居蜀四五年间，师从多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学业大进，渐为人钦慕。在玄奘随其兄入汉川期间，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而到了隋末唐初时期，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奖思考解决的问题。遂经常向同门说出，想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看到这里，李建成的眉头一邹：‘这个陈玄奘，竟然对佛学宗教如此痴迷。’李建成对于佛教有一些偏见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经过隋朝皇帝杨广的滥用民力以及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中原人口大量削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李建成对于所有宗教除了道教之外，心里都有些排斥。这是因为，李渊崇尚道教，自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并且当初岐晖道长带领八十道士参加了李渊的唐军，为李渊攻克长安立下大功，而佛教的宗旨却是——盛世出家化缘，乱世闭门念经，对于世间的疾苦从来不问。还有就是，现在的道教是可以婚嫁的，至于道士的子孙想不想做道士，道家从来不过问。愿意在道家修行的，你就穿上道袍在道观里头修法念经。如果不愿意做道士，这也简单，直接还俗，下山，愿意种地的种地，愿意经商的经商，愿意当兵的当兵，愿意做官的做官，反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对于国家而言就多一分保障。而佛教就不一样，其禁止婚嫁，一旦进入佛门，如果你不愿意还俗的话，你就一辈子是和尚，终身在青灯古佛下苦修。并且再就是，当初李世民兵讨洛阳王世充的时候，多次利用少林僧兵，至今，洛阳少林寺还流传着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这些东西使得李建成对于佛教没有半分好感。在朝堂上，李建成曾经多次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如果不是因为郑婉珍和杨艳信奉佛教，朝中大臣和他们的家眷也有不少是佛寺的施主，李建成不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再就是少林寺僧兵众多，习武多年，曾经与王世充的兵马对抗过，战斗力不弱半分，李建成早就将很多寺院抹平了。
“哼！陈玄奘，你是朕所看重的人才，既然朕又一次遇到了你，那么你就必须在朕的手中，朕就不相信，你能逃出朕的手掌心。”李建成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的拳头紧握住。身边侍候李建成的明宇公公和狄仁杰都感到了一丝凉气。
附历史小故事：十三棍僧救唐王的真实历史：少林寺原本是翻译佛经的清修之地。自从传说中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少林寺后，这里的僧众除了每日禅修，开始研习武术。住持寺庙的高僧还邀请天下武功高手来到少林寺传授僧众武艺。从那时起，少林寺传统优势不仅仅是传习佛经，还加上了自成一体的少林武学，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保护寺院不受侵扰的僧兵队伍。隋朝时期，少林寺僧兵从来没有引起过当权者的重视。在朝廷眼中，只是几个懂得舞枪弄棒的僧人，而且，仅仅局限在寺院范围内，并不会对社会局势造成什么大影响。出于对少林寺悠久历史的尊重，隋文帝还将洛阳与少林寺之间的柏谷坞赐给少林寺。这个地方在洛阳城郊外15里，距少林寺约50里，地势险要，是连通各处官道的必经之地。得了这处田产，少林寺便安排一些僧人前去种植、打理，为寺庙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未料到了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一直被视作兵家必争之地的柏谷坞不复往日宁静，少林寺也深受其扰。唐高祖李渊称帝的第二年，王世充在洛阳称帝，立国号为郑，企图与李唐王朝分庭抗争。李渊哪里容得自己的卧榻之旁还有人酣眠，立誓要铲除王世充。王世充也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唐朝抗衡，于是精心安排了战略部署。鉴于柏谷坞的重要地理优势，王世充将之定为军事要塞，改为州，派侄儿王仁则带军驻守，与自己拥兵坐镇的洛阳城遥相呼应。少林寺眼睁睁地看着本属于自家的千亩良田被糟蹋改造成了军事基地，少林寺的僧人莫说继续耕种、打理，就连在此地停留都不可以。兵荒马乱多年，少林寺的施舍已日益稀少，几乎就仗着寺庙田产自给自足，勉强养活全寺上下老老少少数百口。如今，良田被占，这不仅给少林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军队驻扎离寺庙如此之近，一旦战争爆发，全寺的僧众与古老的建筑物都可能被殃及，到那时，损失恐怕就不是田产的问题了。可面对十几万强悍凶残的军队，区区几百个僧众纵然武艺高强，也难以抗衡。何况寺庙中的大部分僧人都以修习佛法为主，真正修炼武艺的僧兵少之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一番权衡之后，少林寺住持劝阻了跃跃欲试的僧兵暂且忍耐。这一忍就是足足两年，僧兵们将无尽愤恨和不满统统投进一招一式的练习之中。他们相信住持所说的“合适的机会终将到来，我们一定能赶跑不义之师，收回寺产，恢复少林寺内外的安宁祥和”。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的柏谷坞，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唐军；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 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真相。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画角悲鸣，没有血流漂橹，没有美女爱情，平淡如水，简单无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少林寺的和尚也不是像电影《少林寺》中那样忠肝义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少林和尚只是看到了李唐的得势，以及为了自己的田产保全在李世民面前卖好而已，所以和尚并不是那么清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