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是普遍的，许多从事海上运输的香港商人在反禁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大陆运送“禁运物资”既是为了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是在进行一场反对美国禁运的斗争。
而禁运使香港商业萧条，失业剧增，社会动乱，也使港英当局采取了两面派态度。同时，包括港英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内的工商署、政治部、海关以及专门检查贪污的“反贪部”，他们很清楚把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菲小的情况，也有很多办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
所以朝鲜战争以后，这些机关都经常包私出口。其它部门从上到下，也都将禁运视为中饱私囊、发财图富的良机，因此都争先恐后地参与到“缉私”中去。香港港务局还默许与大陆进行贸易，由港来津船只，出口关手续皆准备两份，一份是伪造的（如出口到日本门司），一份是真的，到中国港口，以防万一。
有钱能使鬼推磨，孟有田可以把自己走私所获的利润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填补进去，买通或交结香港海关和水警。生意可以不亏也不赚，反正他有别的产业，不象很多人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朝鲜战争对香港的影响是严重的，不仅是香港在战后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由于战略物资禁运令也针对香港和澳门，很多原材料缺乏并且价格猛涨，使香港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织造业、运输业、五金业、仓库业、银行业、橡胶业、洋行业等各行各业都遭受了严重打击。
虽然买了地皮，但孟有田知道现在还不是全面大开发的时候。具体的规划他已经心中有数，百德新街将是以后铜锣湾的商业购物区，开发商用写字楼和中等住宅比较适宜，而渣甸山由于景色优越，则是将来的豪宅区。
相对来讲，禁运令对孟有田的工厂影响不是很大，特别是方便面厂，开发出了纸桶锡箔的包装，以此打入了欧美市场。而服装厂和玩具厂的困难是暂时的，赚的少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坚持下来。孟有田知道不久之后港府便会制定出新的产业政策，香港经济从此由转口贸易型转向加工贸易型，蓬勃兴起的加工工业将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
尽管如此，孟有田的目光主要还是盯在房地产上，趁着禁运造成的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他动用资金购买下几家纱厂，把自家的企业搬了过去。这有一举两得的作用，一来有了自己固定的地方，不必给自家的工厂再交租金；二来这三家工厂地点颇佳，等到房地产复苏，便又能赚大钱。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地产市场本不活跃，加之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更是不景气。地价尤其便宜，孟有田趁机囤积地皮，尖沙咀、土瓜湾、西环等地盘被纳入了囊中，每平方英尺只有十几块的价格，买一块地只花几十万，简直是太便宜了。
洋商退，华商起，这是那个年代香港最主要的特点。因为相对于华商，洋人对新中国政策没有信心，对gcd的恐惧更加强烈。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做撤资撤侨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