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也是最后的艰难困苦，到一九四三年入秋，战略反攻的前奏曲已经吹响了。
而孟有田其实也不必妄自菲薄，他的作用也绝不是干掉了多少个鬼子，帮助光复了几个村子那么简单。一种新战术，一种新武器，推广开来的效果是难以准确估计的。
以飞雷炮为例，即便是炸药缺乏，也可以用加大口径，加装黑火药的办法加以部分解决，对于缺乏攻坚武器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是相当有效的。而飞雷炮大放光彩却不是在其诞生地，而是在冀中和冀南平原。
大扫荡之后的冀中和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有速度无质量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抗日武装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飞雷炮的闪亮登场则改变了这种局面，二十多公斤黑火药的炮弹，就算有些偏差，也足以震得土楼子摇摇欲坠，声光效果更让守卫其中的敌人心胆俱裂，斗志丧失。
整个敌后抗日战场虽然分区分块，但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敌人的兵力有限，一贯是拆东墙补西墙拼凑机动兵力，太平洋战场的大量抽调，以及新补充的日本少年兵、老爷兵的不堪大用，被动则会不断扩散，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能够确保的区域也越来越小。
后退，收缩，放弃非重要地区，确保交通要道和主要粮棉产区，日本鬼子已无心“运动”，敌后武装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游击”。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打运动战的需求，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全军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
反攻虽是“局部”的，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抗日武装一方，出击、收复失地开始成为此后作战的特色。
一九四四年十月，孟有田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战斗，光复县城。应当说，这是县城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从敌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根据地；第二次便是根据地的变质和重新恢复。可以看到，第二次解放，在人民中唤起的热情很不一般，比第一次的热情还要坚实。因为他们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苦果和自由的滋味。
这种热情集中体现在参战的人数上，部队后面跟着长长的群众队伍，其长度远远地超过部队。他们背着破旧的步枪，抬着打铁砂的大抬杆，扛着担架，大车上载着炸药和高大的云梯，浩浩荡荡，好不热闹。说老实话，这时的战斗也确实离不开他们。因为许多攻坚战斗是依靠改造地形、挖掘壕沟坑道、埋藏炸药解决的。
“有田哥，有田哥。”孟有田坐在大车边上，戴着顶破帽子，可这样还是被熟人认了出来，四秃子连蹿带蹦地跑了过来。
“臭小子，娶个媳妇儿咋还来了个倒插门？”孟有田跳下大车，笑着招呼道：“十里村隔了有多远，也不说来看看我。”
“嘿嘿。”四秃子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道：“忙呗，忙着侍弄那三亩地，多打点粮食也好意思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