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至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个人的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智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个患有溃疡的人时时地想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病弊时，永远是经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经能彻底了解他似的，因此人们就可以随着情形很便当地憎恶他，或称呼他做同志。我们没有个人了，也不再像是人类了，我们只是阶级。那末，我可以说这是事情的过份简单化吗？放浪者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那个有伟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个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态度去应付环境的人，他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我们没有人类，只有阶级的分子；没有观念和偏见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识形态或阶级思想；没有个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没有个性人只有马克斯的辩证法，以准确的方法去统驯和支配一切人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地，热烈地，向着蚂蚁的模范迈进。
我也晓得我所说的只是陈旧的民主的个人主义。可是我要问问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纪前赫其尔的逻辑（hegelianiogic）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英吉利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物？今日可还是比赫其尔的逻辑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经济思想学派更陈旧的东西？——庄中国的人性学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难于置信，更不真实，更缺乏常识的东西。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经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这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是不敢昂起头来置身在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而已。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将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
所以每当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决定的时候，总有两派的经济专家和权威者，站要绝对相反的地位。经济学终究和人类心智上的特癖是有关的，然而专家们对这些特癖一点也没有认识。一位专家相信如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就会发生大变乱。但另一位专家却坚决的相信：如果英国要得救唯有放弃金本位。人们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这就是最优异的经济专家也无法预测。
证券交易之所以会变成投机事业，完全是这个缘故。纵使证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国最可靠的经济资料，还是不能像天文台预测天气那样正确地预测金钱或商品市价的涨落。原因是经济学上参有人类的要素，当很多的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的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着人类的弹力不可捉摸的要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只有事实来证明。这仅是人类行为质素上的变幻莫则和反复无常的一个例证罢了。这种情形不但在商业交易上如此，在人类心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在人类对于道德，风格和社会改革的一切反应上，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