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寻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想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戴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使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兴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常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戴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哄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国人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戴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与戴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的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合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稀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坛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一大碗了。他又想过暇的闲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倘他能：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迂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响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扑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头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月元，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