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时，我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五时，我们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我惶恐地感觉到我已犯了戒条。"我不愿庆祝什么除夕，我今晚要去看电影。"我坚决地说。
"你怎么能够呢？我们不是已请了ts——先生来吃晚饭了吗？"妻问道。事情似乎弄糟了。
五时半，最小的孩子穿了红的新衣跑了出来。
"谁替她穿新衣的？"我责问。显然有些激动，但还庄严。
"黄妈替她穿的。"
六时，我发觉壁炉架上光亮地点着红烛，它们一层层的火焰向我科学意识上投来了胜利讽刺。这时，我的科学意识已经显得模糊低落而不真实了。
"蜡烛谁点的？"我又诘问。
"周妈点的。"是回答。
"蜡烛又是谁买来的呢？"我再问。
"什么，不是早晨先生自己买来的吗？"
"哦，我买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使唤，这一定是什么别的意识。
我想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作的可笑是不及我那时头脑和心志的互相冲突的来得可笑。立刻我被邻居的爆竹声从心理冲突中惊醒了来。这些声音一个连一个的深入我的意识中。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东邻的挑战接着引起了西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是不甘被他们击倒的。我从袋里抽出一元钞票，对我孩子说：
"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
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感到非常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