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从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的老大张小六就被老蒋软禁了起来，老蒋通过分化打击拉拢等各种手段，基本上令三十余万东北军成了一盘散沙，现在自保都勉强，哪还有精力支持自己。
西北军的情况也一样，杨虎城被逼走国外，西北军现在由孙蔚如指挥，但是整个西北军现在只剩下区区几万杂牌兵，而且还置于老蒋嫡系胡宗南的战略集团枪口之下，就算是借孙蔚如一个胆子也不敢瞎折腾，弄不好老蒋就会以此为借口分拆了西北军。
川军就更不要说了，自从刘湘死后，整个川军就乱套了，然后被老蒋几个组合拳彻底打懵了，现在的川军也就之比东北军好一些，还算是有个根。但是让他们和自己一起逼蒋抗日，恐怕是力有未逮。
湘军、滇军、黔军都也一样，没几支像样的军队，只要老蒋愿意，随随便便派几个师进入云贵高原，这几路军阀就得飞灰湮灭，因此他们绝对不敢与自己为伍，可以与自己相互声援的恐怕就只有桂军了。
2月20日，国民政府就中日有没有必要进行会谈与日本人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日本是否要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为对手的声明，如要重新考虑，将用何等方法向中国方面证实?
第二，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中日经济提携，则在能达到此目的时，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
第三、日本政府有无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蒋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之亲启函件。因公开进行会对蒋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近卫声明”即因已公开，致使蒋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
国民政府的这三个质疑提的很明确，如果日本人能在这三个质疑上给予国民政府明确的回答，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也能令国民政府满意的话，那么彼此之间就有了和谈的基础，到时候国民政府也会正式与日本方面进行会谈，否则的话双方就没有浪费口水的必要了。
此时的国民政府与历史上的国民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国力方面，由于马铮所部的横空出世和强势崛起，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野蛮侵华颇有微词。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共双方通力合作，在多个战场屡屡给予日军重创，尽管现在日军依然在战略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很多局部战役中日军已经落了下风，因此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认为日本能彻底占领中国。
再加上前段时间八路军在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的配合下，狠狠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收拾了一番，另外逼死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此外还将横山勇、笠原幸雄以及数十名将佐送上了军事法庭，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老蒋对于日本人并没有历史上那么担心。
此外就是双方军力上的差距也没有历史上那样悬殊，历史上国民政府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油尽灯枯了，但是现在呢，国民政府不但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时还从美国那里拉来了不少援助，因此国民政府还没有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而且就双方的军事实力而言，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虽然还是比日军差了不少，尤其是在火炮和空军方面差距更是悬殊，但是这种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数上的优势弥补上，因此老蒋表现的很“淡定”。
如果搁了前两年，日本人只要将和谈这块儿肉骨头抛出来，老蒋恐怕早就巴巴的凑上去了。总而言之现在的老蒋有几百万大军以及不断传来好消息的各个战场作为坚强的后盾，整个人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说话了。
对以上质疑，日本方面的代表当然毫无回答的准备。毕竟铃木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佐，他只负责在中国派遣军或地下秘密工作范围内保持联络。
于是宋子良又转述了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很快，中日两国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并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
而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