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地址:kanqita.com 找到回家的路】2021年6月18日第二十四章。
１９９９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
其凄冽、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
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
羞愧地说，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
那天自然也不例外——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时断时续，大地却稳当如初。
于是我想，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
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有时是九天玄女，有时是吕洞宾，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
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尖酸刻薄，宛转悠扬，十分精彩。
这么瞎想着，昏昏沉沉地，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像是打楼上下来，咯吱咯吱响，很快就进了堂屋。
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穿过走廊，在我门口消失不见。
片刻后，卧室门被叩响：林林。
不知为何，我没敢应声，而是扫了眼窗户。
那里白茫茫一片，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
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
几乎与此同时，哀号再度响起，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
「林林？」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快起来，今天不用去学校了」「咋了？」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
「你爷爷没了」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声音干涩而轻快。
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发，裹了条黑呢子大衣，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
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又缩回了脑袋。
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
半晌，母亲站起来，轻叹口气：「下雪了」确实下雪了。
我又扫了眼窗户——理所当然，那道光更亮了。
爷爷死于心肌梗塞。
头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
多么奇怪，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高血压，气管炎，糖尿病，又中了风、瘸了腿，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
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说不好。
至少这个噩耗令恢复自由的父亲沉默了好几天，尽管负责接人的陆永平早早给他通了气。
当然，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
不等父亲进门，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
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嚎道：「你爸没了！」虽然抱着奶奶，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
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发麻，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发抖。
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
他提着个破包——长脸一如以往般黑亮——狠狠地吐出俩字：「哭啥！」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发细碎而清晰。
母亲搀着奶奶，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那刚洗的头发却裹着浓郁的清香，不时拂过我的脸颊。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
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末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
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
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
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
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
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
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
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
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
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
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
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
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
然而没有。
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
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
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
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
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
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
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
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
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
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
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
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
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
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
尽管２０００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
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
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
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
母亲却听之任之。
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
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
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熘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
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
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勐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彷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
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
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
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
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
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
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
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
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
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
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
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２０００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桉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５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
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５万块钱。
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
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
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末老先衰。
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
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
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
我简直是个神经病。
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
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
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
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
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