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号在中古时期的战争中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应用，反是金鼓之声击鼓进军，鸣金退兵，简单有效，应用也最广。
换句话说，将领对部众的控制手段以进军与退军为主，任何第三种命令都会使得局面复杂化，令士卒无所适从，打断作战节奏。
这就形同三国志系列中的委任模式，战阵列好了，条件准备好了，点一下委任按纽，打成什么样，由程序自动推衍，玩家所能做的，只有继续在一边看，或者中止游戏。
事实上，沈充、钱凤等众将，包括对面的徐龛也是如此，目不转眼的看着，却不敢有任何干涉战斗进程的举动，生怕影响到士卒的执行力。
杨彦不禁若有所思。
为将者，首要避免的情况正是无序，以有序击无序，必胜无疑，但很多时候，打着打着，两军会演化成无序的混战，直到一方可用于正面撕杀的兵力越来越少，面对敌人的数量渐增，体力和精神再难以负荷之时，才会醒悟。
噢，原来我军已经败了，那还打什么打，逃啊，结果混乱传导到周边，全军再无斗志，一溃千里！
那么，该如何保持有序呢？
现代战场上，随时有通讯联络，保持有序不困难，而在电力出现之前的近代战场，欧洲军队的纪律性较强，能排队枪毙不退缩半步，能步炮协同，能以对纪律要求极高的线性队列作战，往往为世人称道，可这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
因为欧州人奴性强，天然服从贵族，训练的时候鞭抽棍打，打的服服贴贴，送死无半句怨言，但这套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的个体意识要强于欧洲人，压迫的太狠，完全有可能激起兵变或者炸营。
最典型的就是张飞，鞭打士卒太狠，结果睡梦中被割下了头颅。
再以普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魏晋为例，坞壁坞主吸纳流民的前提是养的起，养不活，佃户与部曲照样会跑，甚至有狠人还会反噬主家，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很难见到，即便偶有反抗，也不具备普遍性，所谓越缺什么越叫什么，人权和自由的口号是从欧洲传出来的，这不正是他们所缺少的么？
杨彦眉心微拧，欧洲的道路行不通，又该如何在战阵中有效下达军令呢？
李世民的玄甲精骑只有三千，这不是李世民挑选不出更多的精锐扩充玄甲精骑，也不可能缺了那几千副甲胄，而是信息的传导很可能在达到三千这个数值之后会形成一个临界点，超过三千，传导的效率极其低下，对战斗无益有害。
鸳鸯阵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训练成本与对士兵素质的要求过高，没法大规模推广，只能把有限的精锐训练成鸳鸯阵，哪怕杨彦将来兵多将广，也没可能在全军推广，大部分的步卒，依然只是普通兵卒。
这让杨彦想起了旗兵制。
旗兵与八旗有共通之处，但不完全等同，八旗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旗丁相当于旗主的奴仆，而旗兵制仅以旗将兵，依据不同的旗色，旗帜大小与旗面高度传达不同的涵义，通过平时的训练，把涵义固定下来，形成传统，一级盯一级，绝不越级，士卒认旗不认将，将在旗在，旗折将亡，旗号所至，便是将领所出。
这种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以旗号号令全军，首先要制定合适的旗号，旗号一旦固定，轻易不得变更，在本质上相当于选择题，事先预设n种可能，当符合条件时择取适用的部分结合旗号打出。
它的好处很明显，只要训练得当，军队信息传导的效率将大为提高，有可能实现在战场中各军的轮换作战，毕竟一名披甲士卒挥舞兵器撕杀有着体力限制，如能及时更替的话，以己方新锐之卒对战敌方疲弱之兵，胜算当大增，而且不需要每一个士卒都认得旗号，只要有专人识旗就可以了。
但旗兵制易导致作战体制僵化，束缚士卒的创造力，不过这都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恐怕那时，火炮已经有了，又是另外一种战术。
“杨将军，山坡上有敌正往下冲！”
这时，蔡豹军的骑兵队正李恩向杨彦拱手道。
因为杨彦的骑兵占有绝对优势，蔡豹和候礼又信任杨彦，所以把各自不多的骑兵暂时交由杨彦指挥。
”好！“
杨彦猛一挥手：“奔袭决战是骑兵所长，战阵对垒无须争功，此行目地只为阴止山头之敌从两翼包抄，诸将切匆争功！“
”诺！“
众将纷纷策马，各带部属向山脚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