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朝鲜发生了国王薨殁的事，正在鸿胪寺的职权范围之内。只等朝鲜的报丧使节到了北京，就可以议论谥号，考虑册立的事了。
传报鸿胪寺知道之后，鸿胪寺便要将部议提交内阁。
诚如朱慈烺知道的，吴甡本来并不关切礼仪、外交之类的事，更喜欢将礼部变成一个单纯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周朝，这是极端愚蠢的，但是从宋朝开始“礼”就已经沦为了一种治国手段，而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所以弃之也不可惜。
但是，吴甡和姜曰广之间有些或明或暗的分歧，这就让吴甡先放后抓，将鸿胪寺和太常寺再次收入礼部下辖，这两寺在提交文件前，必须经过礼部。
姜曰广不能拒绝这种名正言顺揽权，只能隐忍，但并不妨碍他暗中联络故交，谋取礼部尚书的位置。
所以在崇祯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内阁的票拟是答复礼部，而非鸿胪寺的题本。
“臣等以为，朝鲜新王册立之前，当遣使责问昭显世子暴毙一案，并查访其被流放的三个儿子。”吴甡代表内阁坐在文华殿上，就朝鲜问题提出建议。
朱慈烺简单看了一下票拟，内容与吴甡所言一致，也基本明白了吴甡等阁臣的意思。
世人盛传昭显世子是被其父李倧毒杀的。
这个传说不见于正史，更是朝鲜王室不为外人道的秘辛。当年昭显世子与弟弟凤林大君、麟坪大君同在沈阳做人质，甲申国变时他还随顺治入关，到过北京。后来被放归朝鲜之后不到两个月就传出了暴毙的消息，所以才有了被毒杀的传闻。
从朝鲜方面收罗的消息也足以证明这传闻的可能性极高。因为在作为人质的时候，昭显世子一方面仇视东虏，另一方面却觉得有必要向东虏学习，使朝鲜成为一个**于明、清的国家。这在坚定事大忠明的李倧看来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更何况他被放归朝鲜的时候，随行清使强迫李倧出城迎接儿子。
朱慈烺就算有光复神京天大的功劳，也不敢让崇祯出城迎他。
这是不容破坏的礼法纲常。
如此种种联系起来，李倧杀子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更关键的一点，昭显世子的世子身份是明朝册立的，暗杀世子岂不是打大明的脸？
而吴甡此时提出责问昭显世子一案，则是针对四月间陈德送来的《请朝鲜割江华岛开镇疏》。
华夏从立国开始，占有土地就格外容易，几乎是碾压似地将身边的土地划归版图。所以在送别人土地的时候并不心疼，但问别人要土地就显得有些矜持羞涩。尤其是面对朝鲜，问他们要江华岛，简直就像是官老爷问自己的随从借几个铜钱买烧饼一样。
朱慈烺姑且不论，反正内阁诸臣是没一个能拉下脸的。
最好是让朝鲜人自己提出来割江华岛给天朝驻兵。
李倧之死正是个好机会，昭显世子一案正是个好由头。
新王要想顺利拿到明朝的册封，最好能够识相地按照大明的意思行事。
更何况这也是为了朝鲜好。
朱慈烺之前拿到陈德的题本十分高兴，差点当即就要内阁拟本，让朝鲜割让江华岛。结果内阁六位阁臣无人同意，只好搁置下来。
朱慈烺当时还觉得大明的士大夫实在缺乏开拓精神，让人收罗朝鲜的经济情报，准备再发银弹，打通内阁。谁知李倧一死，内阁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之前哪里是不肯开拓？分明就是死要面子！
“可。”朱慈烺赞同了内阁意见，朱笔批示，发回内阁执行。
吴甡对李倧也颇有好感，听到他薨殁的消息并不愉快，但国家之间没有半分私情可言，哪怕他与李倧是生死之交，在公事层面上，他也得把握机会，趁着李倧尸骨未寒去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无论行事如何变通，道义的外衣是绝对不能脱去的。
崇祯二十二年六月，打着大明鸿胪寺牌号的封舟从天津港启航，载着面色难看的朝鲜使者走水路前往汉阳。这不仅仅代表着大明对于海路的重视渐渐超过了陆路，同时也是为大明水师进驻江华岛提供最新的水文、气象资料。
封舟船长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二十三舱，前后竖五根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只要装上火炮，配足水手，就是一艘横行海上的主力战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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