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研究一种新的轮轴转动系统，应该是找到了更强大的动力源，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算是小事。尤其是明国的皇帝和皇太子远比欧洲那些贪婪愚昧的贵族目光长远，他们愿意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这个进步。”安文思略有些激动。
利类思张开双手，轻轻下压，伴随着一个深呼吸引导安文思神甫安静下来。他道：“也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主的仆人沾染世俗的污秽。他们知道我们发过四愿，这是一种友善。”
“不，我更相信这是因为汤若望神甫在一六四四年的错误举动导致的不信任。”安文思坚持道：“或许闵明我神甫说的没错：第一个亚当让我们被逐出伊甸园，第二个亚当会让我们被逐出中国。”
汤若望的全名是：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
“你竟然会引用西班牙人的话？”利类思咧嘴笑了起来。
“我不喜欢西班牙人，”身为葡萄牙人的安文思直率道，“但我也不喜欢混迹在世俗政治中的德意志人。”
天主教是个超越国界、种族的宗教。
虽然按照教义，所有教徒都是兄弟姐妹，但世俗的国家仇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在早期的天主教远征中，葡萄牙国王是耶稣会最大的资助者，所以选派的都是葡萄牙籍传教士，若是实在需要任用外国传教士，这些人也得从里斯本登船，仍旧被掌握在葡萄牙手中。
可以说，在一六三零年之前，耶稣会垄断了远东教权。
从一六三零开始，西班牙加大了对道明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资助，希望能够打入中国，传播天主教。
这无疑让耶稣会大为头痛，值得庆幸的是：道明会的主要传教点在福建。而福建是个信仰繁杂而又顽固的地区，对外来的天主教异常排斥。更因为不少福建人都曾去过吕宋，亲眼见过西班牙人的暴行，故而对以西班牙人为主的道明会更是心存抵触。
这种国家文化的影响具体到了某个修士身上，也十分明显。
比如德意志人喜欢走高层路线，相信利玛窦的“士大夫教化”才能在中国光大天主教；比利时人热衷于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建立本土教会；葡萄牙人深受意大利人的人文主义影响，对外部文明怀有宽容接纳的态度，尽可能地适应、妥协。而意大利人最没有民族主义，只是一心传教。
利类思就是个意大利贵族。
“但是自上而下传播福音是既定政策，不容变更。”利类思坚持道：“我相信利玛窦神甫能够在中国获得成功并非出自偶然。事实上我还有个建议，或许并不能得到你的认同。”
“但我仍然愿意聆听。”
“我们向皇太子殿下自荐，进入钦天监。”利类思道：“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俗政治上取得与汤若望平等的地位，在中国传教中，或许能够有更大的发言权。”
“但是中国人对于立场和历史实在太看重了。”安文思有些迟疑：“我们曾经处于皇太子敌人的阵营，这与汤若望在一六四四年的错误立场相似。”
“不，不一样。”利类思道：“只需要看看报纸就能发现，皇太子对于逆贼李自成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但他对博格达人则异常严厉。汤若望神甫不该站在博格达人一侧。这就是区别。”
安文思沉默片刻，方才道：“如果能够将西班牙人挡在门外，我并不介意介入世俗政治，虽然这可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利类思笑了笑，道：“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实在太好了。如果你，我的兄弟，愿意更宽容地对待汤若望神甫，肯定他在中国做出的贡献，那就更好了。”
“我的兄弟，你会看到真相的。”安文思一语双关地引用圣保罗的话，说道：“我们都因亚当而有罪。”(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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