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宗人在外赚了银子，置办奢靡之物，带回家中则全家光鲜，却引得乡人攀比奢华，坏了淳朴之风。”
这却是恨人有笑人无的劣习了。
“其三，或有宗亲在外受人凌辱，回来诉告族中。若是视而不见，则亲亲之义荡然无存，人心涣散；若是兴起私斗，一则犯了官家法度，再者又是徒生事端。与己无关的宗人又难免会生出：若是安稳种地不就没事了？诸如此般心思。”
“其四，外出务工有种种厚利，谁还肯安心种地？这事关切生计之本，不能不察。”
“其五，有些村落青壮人丁几乎结伴而出，以至于田地荒芜，祭田颓废，祖宗不得祭祀，为外人笑。族中老者自然痛心疾首，多加阻拦。”
祭祀用的谷物、牺牲都得本族人亲自耕耘饲养，否则就失去了诚意，违背了祖宗躬耕自养的教诲。不仅民间，就是历代皇室也都有这样一块田地，一者让子弟知道耕稼之苦，二者也要用来祭祀祖宗——只是皇帝日理万机，每年耕三锄就够了，剩下的活都交给了宦官。
“有数据么？”朱慈烺问道。
“数据？”冯元辉一愣。
朱慈烺大致讲解了一下数据的概念，让他回去点算这种的案件占了全县案件中的比例。
“照你看，朝廷该如何应对？”朱慈烺问道。
冯元辉早就打好了腹稿，道：“殿下，如今朝廷不缺粮食，粮价稳定，何必那么多人一窝蜂地种地？让他们出来做工，保证货流通畅，让商人赚更多的钱，朝廷收更多的税，再拿这些税的一部分就足以抵偿他们务农的收入了。如此才是生生不息之道啊。”
“都不种地，粮食也是不够的。”
“殿下，臣听闻海外安南、占城皆能一年三收，此乃天赐务农之乡。北方一年只能收一季不说，产量还不高。莫若由南方种地，供北方之粮，北人则可出来经商贸易、参军卫国，两厢得益。”
这思路倒是与南方之粮税养北方之兵马如出一辙。朱慈烺不置可否，意外发现在大明若是推行海外殖民，或许不会有太大的阻碍。像冯元辉这样的“小民”都觉得用藩国的土地养大明的人口理所当然，那些士大夫作为得利集团更不会反对了。
“故而朝廷应当立法保护这些要脱离宗族约束的宗人。”冯元辉道：“让他们能够安心做工，又可不坏天伦。”
朱慈烺又问：“如何保护？”
“宗人对宗族所畏惧者，无非两样。”冯元辉道：“宗籍；人言。”
这与朱慈烺从前世所得到的资讯有些不符。他微微皱眉，仍旧听冯元辉说下去。
“所谓宗籍，便是个身份。宗亲大会可以在祠堂里勾除宗人的身份，从族谱上将名字涂墨。凡是被涂墨之人，便不再是本宗亲属，非但遭宗人排斥、欺凌，更不能进祠堂祭拜先祖。其本人死后，神主牌位也进不了祠堂，受不得烟火，只能做个孤魂野鬼。”
朱慈烺点了点头，这是信仰方面的精神钳制，眼下属于无解。
“至于人言，便是怕背后为人议论指摘。虽然不如开除宗籍那般骇人，但冷言冷语伤人命，能够不畏人言的终究还是少数。”冯元辉道。
流言足以杀人，古今如此。
“于前者，朝廷当订立《宗法》，明确罗列可以剔除宗籍的条件，不叫外出、失产为除籍之由，使宗人无后顾之忧，即便数十年后年老还乡，仍旧不失宗籍。至于人言，只有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了。”冯元辉应对道。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我怕的就是朝廷立出恶法，又怕民间抵触，乃至于酿成民变。”朱慈烺皱眉道。
“殿下，立法之权在圣上，议法之权却大可放一放。”冯元辉道：“让各县大宗族自己出来，约定乡规，形成法条，仅用于本地，则恶法可予以避免。又因为是他们自己议出来，官府只是引导确认，事后他们想要反悔总得掂量一番吧。”
朱慈烺听了之后眉头皱得更紧了。
作为一个重生者，朱慈烺当然知道有“地方法规”这种事物。或许在后世的红朝各地立法差异不大，但换成联邦制国家十分明显，同一个行为在某省合法，换到邻省就不合法了。
自从周公制定《礼》，华夏进入宗法社会，在国家层面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和执行标准。然而具体到下面各诸侯国、各郡县，乃至各家族，风俗习惯都有不同。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绝非夸大其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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