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1.19
湖南省文联主办、198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联通讯》5·6期合刊，发表了这封信。
二
我第一次见到杨汇泉同志，记得是在1983年元月召开的常德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由于地委对文艺创作的重视，全区各市县创作组的创作员作为特殊代表，列席大会，这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那天比较冷，他在台上作报告穿的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他作完报告，听别的代表作典型发言，中间有人向他悄声报告了什么，他走下主席台，那样子好像是有事要处理。我身边的同行鼓励我上去与他打个招呼。我跨出千人会议室，走道上就我们两个人，我迎上去喊了声“杨专员”，作了自我介绍。他向我伸出手，眼睛盯着我，“你就是杨远新。你我神交已久。”我本来有些紧张。听了他这话我一下轻松下来。这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时间很短，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到他家里做客。他的形象很英俊，眼睛很有神，和蔼可亲，走路一线风。第一次见面时间虽短，交谈虽少，但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觉得他不仅是个好领导，更是个好长者。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这一次有了较多的时间聆听他的教诲。1983年5月，我应小溪流杂志社的邀请，住在省委接待处北栋修改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得知刚在机构改革中升任副省长的杨汇泉办公、住宿都在省委接待处的南栋。一天上午，我来到南栋2楼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喊了声“杨省长”。他抬头见到我，问：“你怎么来啦？”他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鼓励我多为孩子们写作。我看见他桌上堆成小山似的文件，还有一批又一批找他汇报工作的人，不忍心占用他太多的时间，起身告辞。这时，我才认真观察了一眼他的办公室。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沙发，一个茶几。他送我到门口，对我说：“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再聊聊。”那时他刚到省政府履新，家人还在常德。用餐都在省委接待处。下班后属于自由人。我早知道散步是他的习惯。我有个好朋友在常德地委工作，住在地委大院居中的一栋老式平房里，旁边有一条乳桢树相夹的甬道，杨汇泉经常在那条甬道上散步。1982年的冬天，我去常德开会，住在朋友家，凌晨朋友推醒我，说：“你听！杨专员在外面散步。你去见见他吧！”我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他在信中给予了批评，打算写出好的作品了再去见他。那时的我，不单是我，应该是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比较单纯。这次他约我散步，我自然联想起了这一幕。此时，我们已经有过两次见面，虽然短暂，但令我感到亲切、无拘无束。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他说。那天晚饭后，我早早地来到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绿茵茵的草坪里，半个小时后，他从大厅走了出来，我迎了上去。我陪着他，围绕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草坪漫步。那一次谈的话题很广泛，但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开始我不紧张，越往深里谈，我反倒紧张起来，因为一问一答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肤浅而贫乏，与他比较有着天壤之别。我暗下决心，要多读书，不然就辜负了他的希望。这次我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了一点要求：省作家协会拟推荐我上大学，但名额少，竞争很激烈。我很想上大学充电。意思是请他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推荐时向我倾斜一下。他稍作沉吟，对我说了一席很深刻的话。大意是：先把基础打牢，上大学有的是机会，大作家，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也有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像高尔基、浩然等等。等到自身有势力跟人家竞争了，再去上大学深造，会对你更有利。他没有列举他自己。我知道他少年时代半务农半习读，仅上过五年小学，这次从上至下的机构改革，都注重选有大学文凭者。他是正、副省长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虽然没列举他自己。但我自然想到了这一点。我听了他的话，往后的日子里，我以汉寿县沧浪渔场做生活基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创作，同时自学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创作上也小有收获。经杨汇泉指点修改后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认可，于1985年出版了单行本。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相继发表，还有一大批短篇小说《鲤鱼风波》《春柳湖上》等，散文《鳖园绿了》《是为了报答吗？》等，报告文学《三十二年风雨路》《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等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汉寿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我政治上、生活上均十分关心。送我进党校学习。县委周立民书记经常带我下乡调查研究。每年给我立功授奖。我人生中呈现出一个小小的黄金期。有人开玩笑说：这都是因为杨省长重视你。这也是，也不全是。因为汉寿县委的历届领导都很重视文艺创作，我所经历的几届县委书记：白连清、何秋舫、周立民、刘昌进、左连生，都对我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正因如此，汉寿县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作组，专门机构、专门经费，一直保持了13年，以老带新。如果没有这13年的培养、历练。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说：有了杨省长对我的关心、重视，汉寿县委的领导对文艺创作更加重视，对我更加关心。那个时期，各级领导对文艺的重视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领导者的作秀。如今，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色草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地面加黑黑压压的小车，然它却存留在了我心中。绿草坪，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我在文学湘军中只算作很普通的一员，却能得到杨省长的如此重视。他对整个湖南文艺事业更是重视，他不分管文艺，但是他管钱，总是向文艺倾斜。我以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为证。198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但没有钱。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璞、金振林、邬朝祝，把我从汉寿召到长沙，要我去给杨省长送要钱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找杨省长办过任何事，无论是公，还是私。这次我只好一试。报告送到他手上，他二话没说，批给了评奖所需的全部费用。
1988年，常德市文联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再次推荐我上大学。被推荐者湖南几十人，全国上千人，比拼发表出版的作品，比拼已拿到的大专文凭，比拼外语和考试成绩，过关斩将，我终于闯了过来。最终由武汉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录取30人。我成为30人之一。但一道难题出现在我面前：4000元学费哪里来？当时对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我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无从解决。我迫不得已，向杨省长写了个报告，并送到他家里。上楼之前，我心里忐忑不安。那个夏夜很热，气温高达40度。我上到4楼大汗淋漓，这汗水更多的是内心的紧张蒸发出来的。我敲开门，见到杨省长，心里反倒轻松了。面对慈祥善良的长者，我把心里想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对我考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表露出高兴的心情，肯定我这些年在创作上的进步。至于学费，他问《小溪流》能不能给予支持。我说《小溪流》自收自支，赚点钱要用在孩子们身上。他连连点头。他点燃一支烟，坐在陈旧的木制沙发上沉吟片刻，然后提笔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对我说：“还是请你的家乡支持你吧！”他没有凭借主管全省财政金融的权力，从省库中为我支付4000元学费，然而又很好地为我解决了难题。我拿着他的批示，回到养育我的家乡，常德市和汉寿县的相关领导积极落实他的批示，圆了我上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梦。
入学之前，1988年8月14日夜，我去杨省长家。他十分高兴，当即泼墨挥毫：“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录杨万里诗赠远新同志勉。杨汇泉戊辰夏。”我把这飞的龙舞的凤随身携带，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学习的日子里，它成为了我求知路上破解一道道难题的动力。
三
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还在武汉大学上学。1989年5月16日清晨，我从学校的大喇叭中听到那条他被罢免的消息，我心里像被锥子扎了似的难受，我站在枫园4舍419的阳台上，面对云雾缭绕的东湖和磨山，我发问：这个世界怎么啦？为什么把一个这么好的省长给罢免了？不能把清理整顿公司不力的责任全怪罪在他头上呀！他是个清官呀！对他家里吃的用的我都十分清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餐桌上没有高档菜，客厅里没有像样的沙发，就连他穿的背心都打了补丁。他南下湖南工作这么多年，就连给爱女取的名字“湘陵”“振湘”等也深深烙上了对湖南的真情，他除了依然保持着山东人的饮食习惯爱大葱沾浆，对辣椒、腊制品保持一定距离以外，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三湘四水，湖南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无情地对待一位真诚、善良、勤勉、廉政而又睿智的齐鲁汉子？那一刻，我这个湖南人，对某些湖南人的愚蠢行为痛恨到了极点。自以为聪明，其实还是南蛮子。
我给他写信，他没有回我，这令我更加牵挂。我从武汉大学放假回长沙。火车上，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他的议论，没有一个谈论者不是愤愤不平，都抱怨湖南人只会搞窝里斗，经济发展缓慢，却把一个会抓经济的省长给罢了。对他的去留有很多传说，有传他调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等等。不论结果如何，这充分表露了人们呼唤正义的心声。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商量，怎样去看望杨省长。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买了两盒汉寿出产的茶叶。我和妻子陈双娥带着7岁的儿子上他家看望。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此前，我都是单独上他家，每次上他家从来没带过礼品。相反，我每次从他家走的时候，他的夫人、我称之为伯母的杨芝华都会送给我一些生活、学习用品，特别是我在《小溪流》当编辑的那两年日子里，未在长沙安家，吃食堂，住办公室，芝华伯母对我的生活很关心，每次总会把豆腐干、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塞给我。这次也不例外，临走时，芝华伯母给我儿子送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推也推不掉。我们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上他家的，他经历了那样大的风波和折磨，身心肯定很难受，我们要好好地安慰他。没想到见面后事先准备好的安慰语，一句也没用上。因为他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依然像以前那样满面红光，双眼如炬，话题打开，谈笑风生。芝华伯母悄声对我说：“这个老头子，肚量大得很。女儿们气得要死，他却像没得事的。熊书记上门来安慰他了，当着我的面表了硬态，保证老头子的所有待遇不变。”听了芝华伯母的话，特别是看到杨省长的身体仍像风波以前那样硬健，我感到很放心。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党和人民一定不会冷落他这样的好党员、好公仆。
四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作为特例，可与应届毕业生一样享有国家分配工作的权利。我被安排到省公安厅当代警察杂志社工作。我向他报告，他告诫我两点：要继续坚持给孩子们写作，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保持与洞庭湖农民渔民的血肉联系。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编审，主管文字工作，有两点感到压力：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头条稿件，二是怕出差错。每期样刊印出，我第一时间送到他的案头，他总是耐心细致的审阅，替我把关。他把自己写得最好的作品给《当代警察》首发，如《访美散记》《芝麻官餐馆》《钓翁之意不在鱼》等等。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文章的发表，突破了行业杂志的局限，吸引了更多社会层面人士的关注，对扩大《当代警察》的发行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由10多万份，上升到30多万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功劳。时任公安厅长的李贻衡同志高兴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他写给杨汇泉的一封感谢信交给我，嘱我立即送去，并再三交代，恳请汇泉同志继续支持《当代警察》。
我在省城的工作稳定下来后，杨汇泉想方设法帮我解决妻子的工作调动。这是他精神上受到打击，最痛苦的日子。我在他面前从不提起家庭的困难，他总是关心地问到。为此，他致信省供销社常务副主任李丽君同志：“汉寿县供销社会计陈双娥同志，因其爱人在公安厅工作，长期夫妇分居，家庭困难较大，要求能调到省供销社工作，以解决夫妇分居的问题，请你费心帮忙，能否予以照顾安排。并致谢！敬礼！杨汇泉，1991年4月12日。”当我把这封信送到李丽君同志手上时，她看后爽快地说：“汇泉同志是个好领导。他主管财贸那么多年。对我们供销社支持很大。当年建留芳宾馆，如果不是他拍板，就搞不成。他从来没有因私事给我写过条子，这是第一次。他现在虽然不在省长任上了，但我对他更加敬重。”这是原话，我至今一字不忘。凭借他的威望和人品，我一家得以团聚在长沙。
由于说不清的原因，有人要把我调出当代警察，他利用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向有关领导介绍我的为人和特长。那意思是希望知人善用，别把我的专业之长浪费了。杨汇泉作为山东汉子，他是很少开口求人的。为了我，他开口求人，可见对我的一片关爱之心。当时，我没有向他提出过要求，我也不知道他为了我的工作求人这一幕。这是事隔多年之后，当年曾经误怪了我的那位领导亲口对我说的。
公安厅来了新的厅长，进行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凡是科长、处长，一律竞争上岗。我既然入了这条道，就得按这条道上的规矩办。是人就离不开人间烟火，就无法做圣人。我当然得积极参与竞争。我拟好了竞争报告，请他替我把关。他戴上老花眼镜，台灯下帮我一字一句的斟改，其情其景，我终生难忘。2001年3月，公安厅正式拉开职位竞争的帷幕，方案公布，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年龄以45岁划线，凡当年12月31日前满45岁的，概无资格参与职位竞争。与我同在户政处任职的8位科长，仅有1位在划定的年龄线以内，其余均被自然淘汰出局，我这位秘书科长也不例外。杨省长字斟句酌替我改定的竞争报告没有派上用场，变成了一纸废文，多亏了他老人家一片苦心。如今想来都感到有几分心酸与苍凉。他是一直不主张我为官的，只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造化。没想到命运之神却与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人到中年却误入歧途，进亦难，退亦难。难怪当年我向他报告从武汉大学分配到公安厅工作时，他沉吟片刻没说话。他太了解官场了，他太了解我了。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官场毫无建树，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相反，如果他看不到我的新作，他就会严厉地追问。在我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白天工作，夜里奋力写作，我把他书赠给我的条幅时刻挂在心上：“困知勉行。”作为向前的动力。
我出版儿童长篇小说《雾过洞庭湖》，他亲笔作序言：
大家知道杨远新同志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近十年来推出的十多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公安战线这一特殊社会层面的血与火、善与恶、罪与法的激烈斗争。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临危指挥若定、多谋善断的领导，一个个生死不惧、勇擒凶顽的英雄民警，栩栩如生，生动感人，受到读者钦敬。其实他不仅擅长公安文学，还擅长儿童文学。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获得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其后不断有新作问世，去年又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孤胆邱克》。这些像乳汁一样的作品，为少年儿童增添了精神食粮，充实了儿童文学宝库。他也成为了一位颇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
《雾过洞庭湖》则是一部将公安文学与儿童文学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优秀小说。作者认为：“侦探文学是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文学，也是最能表现真、善、美与假、丑、恶激烈冲撞搏斗的文学，让少年儿童走进这一领域，直接受到锻炼，启迪，懂得社会，懂得人生，从小就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一创作思想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作者以洞庭湖为背景、芦苇滩为舞台，将惊险复杂的斗争故事高度浓缩于一个黑夜，让小说主人公充分展示其诚实、智慧和勇敢的可贵品质。在同邪恶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童趣和少年儿童特有的想像力、机智、技能和顽强精神。矫如雏鹰搏击于浩浩洞庭湖上，游刃于茫茫芦苇荡中，在细小的身躯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英雄出少年。刚鹰子这一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典型形象，当会给小读者以极深刻、极生动、极鲜明的印象，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心，鼓励少年儿童向邪恶作斗争的勇气和意志。作者在这里赋予少年儿童的不仅是特有的生命活力，同时赋予他们观察社会生活人生世界的眼光。所谓童心不只是天真活泼，且有更强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最不能容忍谎言伪诈，以势欺人，而奋起抗争，还有更深厚的同情心，对遭遇不幸，蒙受危难的人，发出不平的呼声，不顾个人安危，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们不是超然现实社会之外，而有与大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希冀与梦想。其实这也是作者观察现实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的一种体验和理想，寄希望于孩子身上。
杨远新同志在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30年，至今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地为少年儿童写作，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同时反映了一个作家对儿童的拳拳爱心。爱儿童就是热爱祖国的未来，爱儿童就意味着奉献，唯有爱心才能浇灌出可爱的花朵。我们要使儿童文学园地繁花似锦，就要有更多的不谋财富，不图显赫，默默梳理花木的园丁。大家在期待着。
他不仅关心我，还特别关心我儿子的成长。2000年我儿子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朦胧年华》，他很高兴。他手书条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录尚书句赠杨一萌同学勉。杨汇泉，庚辰冬。”2005年我儿子远赴英国萨里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临行前向杨省长道别。他语重心长地对我儿子说：“你爸爸不是最聪明的人，但他是最勤奋的人。你很聪明，如果加上你爸爸一样的勤奋，就一定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好。”他教育我儿子到了国外要经得起各种诱惑，要永远抱定一颗爱国之心。他对我儿子写的文章也十分关注，认为比我的写得要好，智商、情商都要比我高。由于他的关心鼓励，我儿子一边攻读专业，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他牢记杨爷爷的话，力争平衡地驾驭科学和文学两翼，在人生的轨道上飞翔。2009年6月我儿子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水晶苹果》。2009年10月我妻子陈双娥评上了国家二级作家职称。相关报刊、网络发表《湖南第一创作家庭》的文章，称“全家皆作家，常开会讨论创作。在湖南创造了一家发表作品最多，获奖作品最多两个第一。”所有这些多亏了杨汇泉数年如一日的辛勤培育和无微不至的关爱。
我和我的妻儿，只是他关心的无数个业余作者中的一例。他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不顾低温严寒，亲往汉寿，参加那里的文学活动，与唐浩明、彭见明、田树德等一道为汉寿县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讲授文学创作知识。像作家水远宪、诗人于沙、编辑家肖汉初，等等，举不胜举，都得到过他的关爱。杨汇泉不仅是我的贵人，也是湖南众多文艺工作者的贵人。
2010年11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