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黑了。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抬腕看看表，已是6时15分。我打算离去。可我仍担心来接我的朋友没接到我会在这里受煎熬。于是，我拿出手机，准备查询这次会议下榻的新加坡酒店的电话，看能否与会务组取得联系。我一门心思按下“114”查询电话，等待接通，忽听面前有位女孩的声音问：“先生！你是从长沙来的吗？”我抬头，是那个手拿旅行社三角小旗和纸牌的白裙小姐。她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的，我没有注意。我确定她是在问我。于是我回答：“是！我是从长沙来的。”她又很有礼貌地问：“你是杨远新先生吗？”我确定我没有听错。于是我回答：“没错！我是杨远新。”白裙小姐听了，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她说：“果真是你！我早就注意你是在等人。可你几次走到我面前，又几次走开了。”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是来接我呢？”她说：“你没看见我手中的这面小旗？”我说：“看到了。这是一面旅行社的小旗。”她说：“是呀！干我们这一行的，迎接客人时都是举着这种小旗。”我说：“对不起。我只注意有没有穿警服的警察。”她又问：“我手中的这张纸牌你也没看见？”我答：“我看到了。”她说：“那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来接你的呀！”说着，她将小纸牌收拢，放进了她的小兜里。她又笑着说：“对不起。只怪我把你的名字写得太小了。”
我心头怦然一跳，我被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我暗暗责怪自己为什么这样粗心，明摆在眼前的情景都没有看清。接我的人明明就在我眼前，我却还在那里顽固地寻觅警察和警车，害得这位小姐多等了半个小时，而我自己也险些盲目地上路。她领着我上了汽车。她说她坐在前面，便于引路。她说我坐在后面，可以放心地闭目养神。
我哪里能闭目养神。我表面上欣赏这座海滨城市的美丽夜景，内心却仍然想着刚才的事。我打从长沙出发的时候起，就一直以为今天迎接我的又是像往日一样的警察和警车。到了出口，我眼里寻找的是警察和警车，对别的自然没在意，没重视，没发现。一个人一旦形成固定的思维，就必然只会用一种固定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万物，而往往容易忽视新的事物，新的景象。像我这样从事写作的人，如果这样长此下去所表现的对象，所表述的观点，所表述的内容，都必然雷同与模式。推而广之，假如我是军事家、假如我是政治家、假如我是经济学家，我如果是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我如果是这种习惯的眼光想事、办事，那耽误的就不是半小时，那受煎熬的就不是一个女孩，那盲目上路的也不仅仅是我自己。
白裙小姐把我带到新加坡酒店，落落大方地伸手与我道别。“我叫曾敏岚。祝你在厦门玩得愉快。拜拜。”我不解：刚刚接到我，怎么就走了。她告诉我，武汉公安报的同志领着先我到达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参观石狮去了。她受朋友之托，替代到机场接我。
我说：“请你把那张写有我的名字的小纸牌送给我。”她不解地问：“那要着干什么呀？”我说：“我要留着纪念。”她从兜里掏出来，我打开，只见我的名字写得清晰而工整。我将其收拢，放进了我的包里。我要以此为纪念，因为我悟出了一个作文和做人的道理。
1999年10月11日夜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