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抢救碧莲河老渡口堤段的那个风雨夜，我父亲带了四五班的民兵，分乘八条小船回何婆桥，本意是要抢在大堤溃决之前转移家人和财产，因为邬富月的提醒，我父亲才半途中改变了主意，安排民兵拆了自己的屋，选了能做木桩用的木料，运到碧莲河老渡口堤段，保住了即将溃决的大堤。
座谈，调查结束了，关于我父亲入党的事没有任何动静。年底举行的新党员宣誓会上，邬富月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一世跟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我父亲作为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上台发言，表示：向邬富月同志学习，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当然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党组织的事，个人不能随便打听，谁打听，谁透露，都是犯错误的行为，是党员，会受到党纪处分，不是党员，一辈子休想入党。我父亲以为，自己的确不够入党的条件，与那些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比较起来，自己相差甚远。就说汉寿的老党员帅孟奇吧，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鼻孔里灌煤油，指甲缝里钉竹尖，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机密。那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父亲立誓向这样的共产党员学习，接受党组织对他的严峻考验，先从思想上入党，再从组织上入党。
我那年轻的父亲是个热情的人，是个开朗的人，对身边的事，对身边的人，都是朝光明，朝美好的方面想的多。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加倍地创造条件，他向着咬定的目标奋进。
枕头边，我母亲问他：“你哪一方面都比邬富月强，这是乡亲们都公认的，为何反倒他宣誓入党，而你没有份？”
我父亲咬住她的嘴，不让她往下问。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必须忠心耿耿，不能有丝毫疑问。我母亲有想法，只能装进肚子里。
有关邬富月向周为民、邓应林反映我父亲那两件事的情形，是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从县委书记周为民那里知道的。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担任中小学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当年培养我父亲入党的村支部书记邓应林，他从乡党委书记位置上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熊家铺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父亲仍然是他手下的一名队长。我父亲仍然是他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他把我也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并视为他的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我没有当成他的接班人，我被选调到了县革委会。那些年，尽管我工作做出了成绩，但由于性格耿直，入党问题不断搁浅。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在全国各地报刊频频发表文章，这引起了县委书记周为民的注意。他调阅了我的档案，当他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当他知道我是何婆桥水湾杨先德的儿子，他心里漾起了阵阵波澜。
1982年5月，一个晴朗的天，县委书记周为民在他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里，召集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他别的都不说，专讲他读了我的文章后所产生的印象，看法，特别肯定了《对牛谈心》一文对推动农村改革的积极意义，言辞切切，情意浓浓。末尾，他委托宣传部长转达对我的问候、谢意。并强调：“一个县，有这样的人才，难得！”
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他在开会前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周为民博览群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珍惜人才，每次开会之前，他都要与他的部下门谈谈读书的问题。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等着他下面谈重要的议题，没想到他讲完关于我和我的文章后，便起身宣布散会。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感到奇怪，就为这件事值得郑重其事召集他们开个会。不过，这种不理解只是短时的，他们毕竟经过长期锻炼，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决不忽略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他们聪明的大脑立刻作出反应：周为民书记召集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特殊信号。他们必须赶快行动。
周为民书记专门为我的事召集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这算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77年5月，那时他还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县委书记何秋舫出国援助加纳农业建设两年，周为民主持县委工作。我因为写了长篇小说《春柳湖》，被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县创作组被撤销，我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后来发配到县里最边远的酉港公社连安大队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队队员，我不服，我不认识“四人帮”，“四人帮”也不认识我，我给周书记写了报告……
那一次与这一次相隔了五年。
这一次会议不久，我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住进新党员对象培训班，我在绘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下举手庄严宣誓。一切都是那样的神速，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那些日子，我总是处于兴奋、激动之中，我眼里的太阳，是那么鲜红；我眼里的月亮，是那么皎洁；我眼里的湖水，是那么湛蓝；我眼里的大地，是那么美丽；我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那么可爱；我听到的每一种声响，都是那么动听。我实在幸福，我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父亲苦苦追求了大半辈子，一直未能实现他的美好愿望。而我的这种追求，虽有磨难，可与父亲比起来，太顺利，太容易，好像随手拈来似的。想到父亲没有入党我又难过。开始，我竟愚蠢地将这消息向父亲封锁，怕他知道后心里产生复杂的感情。父亲很快得知我入党的事，他专程进县城，并用两只水缸移栽了老家门前的一株松树，屋后竹园的一株水竹，作为庆贺我入党的礼物。
我看着这一松一竹，我实在是太熟悉它们了。父亲与这松、与这竹，有着血一般的浓情。父亲此时不远几十里，从碧莲河边的老家老渡口，连根带土，肩挑给我送进城里，我明白老父亲的心意。
我深情地搬起这一松一竹，摆放在我的书桌两侧，就像当年我和父亲把它们的父辈，从皇城港的外祖父外祖母家的竹园里，从麓角坪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家的松山上，移栽到老渡口的我家屋前屋后一样，我和父亲一起给它们浇水。
1963年的冬天，邓应林书记派了大队党支部委员、治保主任邓德理，把我父亲从贺家山农场请了回来，要我父亲重新出山，再度执掌汪家湾生产队的帅印。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恢复生产、恢复家园，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我父亲不肯。他觉得他主政汪家湾的工作期间，犯下了很多过错，一切都可以恢复，在近两百口汪姓人心中的威性难以恢复。他不许人们发展家庭副业，没收了汪翠翠的两个儿子从河婆桥捕的两桶鲫鱼，汪翠翠找我母亲拼命。父亲用他的旱烟袋脑壳打人……
父亲向邓应林、邓德理提出：如果真的信得过他，一定要他干，他想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干得更有起色。邓应林问他：“先德！全村十二个生产队，由你挑。你看中哪个队，党支部就把哪个队交给你管理。”
我父亲回答：“十二个生产队，我哪个队都不去。”
邓应林问：“你要去哪里呢？”
父亲回答：“我要去的地方，只怕你不得肯。”
邓应林说：“你也学会了卖关子。你哪怕是要我这党支部书记让位，我也肯。”
父亲说：“我党员都不是的呢！我哪有那个野心。我想去老渡口副业队，把那里的副业真正搞起来。这些年，我们越搞越穷，原因在哪里？我躲在贺家山农场的这些日子里，我反反复复想了这个事。生产单打一，除了抓几粒粮食，别的都没有了。山也成了光头山，水也成了清汤水。先把老渡口副业队搞起来，让全大队一千二百口人有口吃的。”
邓应林、邓德理连声说：“先德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你去老渡口副业队，暂时不能当队长，你给邓小狗当副手。等他退了，你再接任。你没得意见啵？”
父亲说：“小狗哥那个人好合作。我在他手下当一般的社员也愿意。我给他出主意，他也会听我的。”
我记得那个冬日，我们举家搬迁老渡口的情景：
到了老渡口，父亲首先用行动说话，植树、栽竹，发展多种经营。
我想到有关松和竹的过去，我暗暗佩服父亲的眼力。
深夜，父亲等家里人都睡了，他拉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
“儿子！我为你入党高兴。我们家总算有了党里头的人。你要像这棵松树，为党争光，为我们杨家争气！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忠臣，不出奸臣。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将，不出兵。做人要像松和竹那样，出土之前先有节，风风雨雨不变色。”
这时，我想鼓励父亲，继续争取入党。在我们党内，有徐特立、郭沫若、陶峙岳等晚年入党的典范。可话到嘴边，我没有说出口。我知道父亲一辈子追求入党，追求得太苦、太累，他年年都递交入党申请书，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对他说，你就别再递入党申请书了，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吧！我入了党，就等于他入了党。我心里这样想，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我向父亲保证：我不会给他丢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那一夜，我没有听见父亲的鼾声。清晨，他轻轻悄悄起床，坐到阳台上抽烟。我也随之爬起，招呼他进屋，他摇头，他生怕吐出的浓烟，呛了他的儿媳和他的孙子。待我妻子和儿子起床，父亲便告辞要走。这是留不住的。他平时给我们送土特产品，都是早晨来，晚上归。他不搭汽车，不坐轮船，凭两条腿步行。我劝他，年纪大了，挑来的东西又沉，还是搭车坐船，图个轻松，再说，也省不了几个钱。他坚持，不是为了省钱。生成的做工的手脚，走几十里路，不吃亏的，相反，活泛了血液，磨炼了筋骨。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我送父亲踏上沅南大堤，他要我回去上班，我还要送一程，他不肯。分手时，我们父子谁也不说什么，都只挥了挥手。我转身，趁父亲不注意时，躲在观音港旁边的一棵杨柳树后，目送父亲背着金灿灿的阳光，踩着结实的沅水大堤，朝沧港那头渐渐远去。我发现，父亲曾经弯曲的背脊又挺得笔直，已经老态的双腿又恢复了活力，他又像年轻时那样，脚步生风，英气勃勃。我的父亲没有老，我的父亲不会老，他就像头顶上的那轮太阳，天天，月月，年年都一样。我用力含住眼泪，没让掉下来。我希望父亲回过头，我想看到他恢复了青春活力，闪烁着彤红光彩的英俊脸膛。可父亲没有回头，大步朝前走去，走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其顺着鼻梁滑落，浸湿了那株杨柳树蔸。
我回到家，因双眼彤红，不敢去上班。偏巧，这时传来命令，县委书记周为民点名要我随他下水乡专题调查农民承包经营的情况。我不敢违令。更何况，我对周为民书记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宣传部长如实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我不蠢，我明白这中间的含义。我能顺利入党，我猜是得意于他那一声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问候。人生得一知己难。在自己的顶头上司中，能遇到周为民这样的知音，更是难上加难。
我赶到周为民书记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报到，随他下乡调查的有县委办的汪副主任、王秘书（他后来升任《湖南日报》副总编，可惜在2004年4月5日的那个夜晚，意外堕楼，离开了这个世界）、县政府农村经营管理科的陈科长，这都是老熟人，他们都先我到达。周书记见到我，笑呵呵的第一句话：
“你的眼睛怎么通红？”
我随口答：“昨夜写作，睡得太晚。”
“你骗我。”他依然笑呵呵的：“是因为你父亲来了吧？！”
我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像诸葛亮，掐指一算，天上地下，无所不知。”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我笑着说：“你又不认识我父亲，还不是猜的。”
他神秘地一笑，转换了话题：“各路大将都到齐了，起兵出发吧！”
我们乘坐吉普车，跨过沅水，深入到洞庭湖边上，与赤山隔水相对的酉港镇白莲村养鱼专业户周克勤家实地调查，了解了农民承包水面后的酸甜苦辣，农民经济要稳步发展，首先要出台稳定人心的政策，以保护承包人的利益，不受红眼病的侵害。
夜晚，我们来到酉港镇政府。周书记宣布晚上自由活动，各自对自己白天调查的情况理一理。我和汪副主任、王秘书、陈科长起身离开他下榻的房间时，他要我单独留下。
我开始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茶。他没有了白日里县委书记的派头和语调，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像我父亲似的长者。他不抽烟，我也不抽烟，屋子里的空气显得清新洁净，这有利于我们的谈话。他不断地喝着茶，嘴里吐出的话语，如同小河流水，我听来有一种悠扬、愉悦、温暖、甜蜜的感觉。他告诉我，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还非常了解我的父亲，可以说与我父亲是老朋友。我听来当然感到惊奇。他说，他知道我父亲的脾气，不会把这种关系讲给我听。五十年代，他是聂家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一直在熊家铺村蹲点。他很赏识我的父亲，要发展我的父亲入党，还甚至有吸收我父亲当国家干部的想法。因为邬富月反应的有关我父亲的两件事，在当时看起来实在太重要，必须慎重考虑，彻底查清。这样，就把我父亲的入党缓了下来。他没有想到，这一缓，竟缓了几十年。周书记的口气中带着深深的懊悔，我听着，心头感到隐隐作痛。我不忍心看他难过的样子，一个七十万人之上，能呼风唤雨，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为我的农民父亲忏悔难过，实在令我过意不去。我欲打断他的话，他摆摆手，不给我机会。最后，他说：“我能过问你入党的问题，我内心感到安慰。”
我望着周书记那张质朴、慈祥、布满爱意的方正脸膛，泪水在我眼眶里旋转。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哪能想到，我入党，竟然凭了我父亲的关系，吃了我父亲的老本。若不是遇上周书记这样的领导，我哪年哪月能入党呢？也许像我的父亲接连不断地做入党积极分子，追求，追求，苦苦追求一辈子。
周书记起身，绕屋子踱了一圈，然后伸手推开窗户，让洞庭湖上的凉风淌进屋里。他要我千万不用感谢他，作为单个的人，什么事都是做不成的。这是搭帮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县委书记这个官不好当，真正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了，执行了，收到了效益，见到了成果，才算称职了，尽责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县委书记就是这根针。对方方面面都不能疏漏，不然，容易出问题。他说，他过问我的入党问题，也是为了全面落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用如今的新意识和新的眼光来分析看待我祖母、我父亲当年救护从常德城里溃逃出来的两个受伤的国民党士兵，不但不是过，而且还是功，是了不起的功。周书记说，他现在已彻底弄清了那两个国民党士兵从常德城出逃的情况。那是1943年11月，日本侵略军以10万兵力入侵湘西北，围攻常德城。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爱国官兵，同日军进行英勇战斗。11月28日，日军发动全面总攻，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死守城门，浴血奋战。至29日晨，五十七师8000多官兵已不足1000人，只得边打边退入城内。12月2日，守军只剩下500余人，余程万只好率部于深夜偷渡沅江突围。那次战斗，日军死亡4000多人，其中联队长以上军官4人，大队长5人，中队长4人。周书记显得很激动，他说：
“那时是抗日统一战线，只要爱国的人，都是好人。你祖母、你父母救的那两个士兵，是余程万的部下。救护爱国士兵，何罪之有？那不仅仅是救那两个爱国士兵，那是救国呀！”
我听了，很感动。我欲插断周书记的话，转移他的情绪。这时夜已深，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体胖的长者，过分激动，心脏、脑血管容易出毛病。周书记却不管这些，只顾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说。他如今仍想解决我父亲入党的问题，可惜，他过问再三，得知我父亲近几年已不再提出入党的申请。入党，是自觉自愿的事，不能带丝毫强迫。县里即将成立政协委员会，他想安排我父亲做政协委员，可我家里既找不出在港澳台的亲戚，也觅不到曾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家庭成员，仅我爷爷曾加入过红帮，也仅仅是帮会中最普通的成员，连小头目都算不上。如今拿到党的统战政策上来考虑，不够分量。周书记不无遗憾地连连叹息。末尾，周书记拍拍我的肩，说：“看到你的成长和进步，我很高兴。小伙子，展劲干吧！发扬你父亲的精神！”
我明白周书记话里的含意，我向他深深地点头。
六
矗立在贾家园的那座窝棚被拔掉，杨家老小没有回何婆桥，而是朝着何婆桥以南约一华里远的汪家湾走去。那里，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杨家被拆去抗洪的那栋木板瓦屋的规模、式样、大小，重新建造了一栋，供杨家老小居住。
开始，杨家老小都不愿去汪家湾定居，那里的人，没有何婆桥的人这样亲，过去虽然都熟悉，也有交往，可他们全是汪姓人家，没有血缘，没有亲情，说话、做事，比不上何婆桥的左邻右舍这样随便、融洽。那里的环境，没有何婆桥这样美，除了稻田，就是旱土，连吃水也是全湾一百多口人共用一口池塘，春天捕不成散籽鲤鱼，夏日闻不到荷花的芳香，秋季看不见累累柑橘，寒冬不能观赏湖上的雪景。那里，不是东去汉寿，西行常德的陆上要道，那里，也不是走沅水，入洞庭的水中咽喉。没有何婆桥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三辈人相传下来的小茶馆就得关闭。过往行人和客船，累了没地方歇脚；渴了没处喝茶，品尝不到杨家的柑橘，穿不成杨家编织的草鞋。在杨家老小眼里，天下再没有一处地方比得上何婆桥这样美好，这样方便。他们舍不得撇下这块热土，这个水湾，杨家子子孙孙要在何婆桥居住、繁衍。
然而，革命需要杨家老小告别何婆桥，定居汪家湾。周为民、邓应林代表党组织作出决定：免除我父亲的民兵分队长，调任汪家湾初级合作社，全家老小随同迁居。我父亲回家，向全家人报告了这一最新消息。全家人除了我，均不愿意，并各自作出反应：我的曾祖母扶了拐杖，摸到何婆桥的老屋场，一天到晚，转来转去。我的祖母用两扇门板，支起一座小摊，摆上茶水，供应过往行人。我的母亲早早晚晚都要来到何婆桥，望着汪汪湖水，排排杨柳流泪。我几岁的姐姐，不是从水里采芡实，挖荸荠，就是在湖边上摘菱角、捞莲蓬，父母不来找，她不回家。只有我不懂这些，或是站在何婆桥的石栏杆内看桥下鱼虾蹦蹦跳跳，或是去小庙里向邓顺天太爷爷要这要那。那些日子，父亲那根尺多长的竹脑壳旱烟管的烟锅里，除了他睡觉，从没熄过火。父亲吸的烟比吃的饭还多。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眼窝一天比一天下陷，人们以为他患了什么毛病。周为民、邓应林关心地对我父亲说：“先德！你是那些日子抗洪抢险太劳累，休息几天，恢复一下身体。”
我父亲摇头：“不！不是劳累。”
周为民开玩笑：“那就是搂多了堂客啰！”
我父亲依然摇头：“不……”
周为民大笑。
邓应林大笑。
我父亲也笑。
矗立在汪家湾村口，属于杨家老小的那栋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建好了。周为民、邓应林催促我父亲赶快搬家，早搬家，早安心，以便集中全副精力，率领汪家湾两百多口人奔社会主义。
那晚，我父亲将全家老小从何婆桥的老屋场，接回到贾家园的窝棚里，开了一个家庭会。他说：“是共产党救俺一家出苦海，俺一家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如今，党信赖我，培养我，我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要我去哪里，我就不能讲二话。我晓得全家都舍不得离开何婆桥，我也舍不得……”
我父亲再也说不下去。
那夜，杨家老小都流下了眼泪。
那夜，杨家老小统一了思想。听党的话，迁居汪家湾。
一年过去，汪家湾初级合作社发生了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过去，全湾两百五十多口人，虽然都是汪氏后裔，一根藤上结下的瓜，可分为几大家，吵口、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在汪姓人中推举出一个社长，反而不能将所有汪姓人团结在一起。周为民、邓应林出于这种考虑，选派我父亲到汪家湾担任初级合作社社长。我父亲上任，首先化解了汪姓人几大家之间的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搞窝里斗。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把精力、智慧，集中到种田种土上来，千方百计多打粮食，多产棉花，同时利用一切条件，发展养猪养鸡养鱼等家庭副业。那个年代，人人都千真万确地感受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不说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有吃有穿有住，就连没收了田土房屋的地主富农也不用担心黑夜土匪抢劫，白天恶棍敲诈，虽没有过去那么多田土房产，那么多佣人侍女，可也不饿肚皮，不冻身子，平平安安，也算过的好日子。所以，共产党的话，没有人不听。我父亲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处处行得正，事事做得稳。苦活累活，归自己；好事乐事，给别人。他在汪姓人当中，有了很高的威信，有了极强的号召力。无论干什么事，他手中的那根一尺多长的竹脑壳旱烟袋一指，不分上下，不论老幼，都齐心协力去干。到了年底，家家粮满仓，户户猪满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上了新衣裳。最苦最穷，双目失明、孤身一人的邓婆婆，也得到了幸福，得到了温暖，不愁吃，不愁穿。我父亲率全家老小迁居汪家湾这栋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的同一时候，将邓婆婆也接到一起居住，吃穿、起居，全由我祖母和我母亲照顾。邓婆婆原来独居在熊家铺小学校的一间偏屋里，夜晚冷冷清清。她的眼睛瞎，但听力极好。有一次，她听到哭声，以为是我妹妹病逝，拄着一根棍子，摸了近一里路，来到我家，原来是别人家两夫妻吵口发出的哭声。这事之后，我父母亲把她接进了我家，与我们一口锅里吃饭。我父亲不仅给汪家湾两百多口人解决了温饱，还给汪家湾一百多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全县评选优秀初级合作社，我父亲领导的汪家湾名列榜首。一时间，汪家湾的名声，享誉金牛山下，春柳湖两岸，汪家湾的人，在全县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论到哪个角落走亲访友，不论去哪个旮旯买进卖出，都能挺胸抬头，扬眉吐气。都能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听到人们的由衷夸赞。
这一年，汪家湾人得到了快乐，得到了幸福。而杨家老小却承受了痛苦，承受了悲哀。自从迁居汪家湾那栋新建的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后，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便迅速衰老。他们人虽到了汪家湾，其心，其情，却仍然留在何婆桥，留在那片种着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上。只要不吹风下雨，只要不泥泞路滑，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双双摸到何婆桥，在老屋场上静静地坐上半天。邓顺天太爷爷请两位老人进小庙歇息，两位老人只是摇头。接着，又双双摸到种了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里，一棵树一棵树地抚摸，直到傍晚才摸回家中。有时索性不回家，和衣躺在那栋用来看守柑橘的低矮木屋里。我父亲、我母亲轮着去接，去请，也接不来，也请不来，只好随了他们。我父母担心，这样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两位老人如何消受得了。从柑橘园回家的路上，我父亲仰天叹息：两位老人受苦，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啊！我母亲安慰：你也不要难过。你不是为了自己图吃图穿图快活，你是听党的话，为党工作，两位老人不会怪你。这年柑橘成熟的季节，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向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要他亲手摘了三十多棵柑橘树上的柑橘，一担一担挑到何婆桥，再给两位老人在何婆桥的老屋场上搭个窝棚。我父亲明白两位老人的用意，他再忙，再累，他也挤出时间，满足了两位老人的要求。我的曾祖父曾祖母脸上又有了笑容。那些天，我那眼睛早已失明的曾祖父坐在窝棚门里头，我那眼力尚好的曾祖母坐在窝棚门外头，给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每个路人赠送一个柑橘。曾祖母看见过路的人来了，隔老远她就举起金灿灿的柑橘，说：“杨家老屋的柑橘，请尝尝味！”
过路的人接过柑橘，向她道声谢，她脸上笑得像朵花。
曾祖母给过路人送了一个柑橘，曾祖父赶紧从窝棚里摸出一个递上。就这样，两位老人将三十多棵柑橘树产下的所有柑橘一个不剩地赠送给了过往路人，似乎完成了生命中一件大事。他俩起身，整了整身上的衣服，朝石拱桥那边小庙里的邓顺天太爷爷打了个招呼：“俺孙儿孙媳来找，请你告诉一声，俺回柑橘园里去了。”
说完，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扶了拐杖，双双摸向种着三十多棵柑橘的那片坡地。
傍晚，我父母来到何婆桥，窝棚里的柑橘没有了，两位老人不见踪影，不用邓顺天太爷爷告知，也料定是去了哪里。我父母似乎有一种预感，打起飞脚，赶到柑橘园，我曾祖父曾祖母双双躺在那栋看守柑橘的低矮木屋里，生命的烈焰已经燃尽，只剩了最后的一丝火花。我父母跪在两位老人面前，泪流不止。我父亲说：
“爷爷！奶奶！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曾祖父曾祖母神志异常清醒，用微弱的声音说：“你莫讲蠢话。你是替大家做好事，俺不怪你。”停了停，两位老人又交代：
“那对儿女，莫打他们，莫骂他们，日后，他们会有出息。”
说完，两位老人便闭上了眼睛，任我父母怎么呼唤，怎么喊叫，他们也不再答应。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离开这个世界时，依然是双双结伴，谁也不愿撇下谁。他们平平静静，洒洒脱脱地去另一个世界寻觅幸福，寻觅快乐。从武陵山巅射过来的阳光，照得两位老人身上一遍金灿。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我曾祖父曾祖母去世的那年冬天，那片坡地上的三十多棵柑橘树，也统统落叶、枯黄，永远不再发芽、吐绿。我父母将它们连根挖起，一枝一桠也不让走散。待到第二年清明节这天，一起搬到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头，一株一株地给他们烧去。那火中散发出的柑橘香味，弥漫了何婆桥，弥漫了汪家湾，弥漫了熊家铺周围的皇城港、李家湾、太子庵、雷家坡、洞阳观几个村。如今，我家乡的人们将这当成神话一样传说。
我父亲安葬了他的爷爷奶奶后，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父亲给他的爷爷奶奶烧去30多棵柑橘树后，又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算了算，累计起来，他总共递交了19份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