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支持了这一看法：“我们现在的电影包围在血腥和暴力中，好莱坞和一些像墨菲-斯坦顿这样的导演，应当为此买单。”
同样的，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力挺墨菲，跟墨菲有过多次合作的杰西卡-阿尔芭就称《黑暗之城》这部无辜的电影只是遭遇了一次巧合悲剧的洗礼。
作为奥斯卡影后的查理兹-塞隆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了这方面的内容：“不要指责墨菲和他的电影，罪犯总是随意抓取一个事物为自己的扭曲行为辩白。”
更有相关精神学家为墨菲辩解：“一个年轻人看了部暴力电影，感觉很酷就杀人，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犯罪动机不足。他生活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促使他去犯罪，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电影应该为暴力犯罪负责任吗？电影真的应该如此被指责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命题，暴力美学往往和创作、风格和精彩密不可分。
这个困难的问题、这个无从平衡的局面，其实就像世界上所有的悖论难有结论。
也有人站在相对比较公正的立场上看待这些事。
比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被记者问及对这些事的看法时，就说道，“我只能说，电影是艺术呈现和反映人心的载体，许多导演更热衷借用反派和暴力抒发了对世界的看法，这并没有错，甚至是带有双重反思意义的：《黑暗之城》的魔术师以其疯狂的思辨取得了人们的共鸣，他对人群、对司法、对制度、对统治、对大环境的癫狂质疑，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整个时代的愤懑与焦虑，因而才影响深远、才引人激动、更繁衍效仿，可正因如此，克里斯-丹恩对正义的坚持、对生命的维护才显得更为可贵，这是电影传达的另一面讯息，或许，有一部分普通人渴望成为毁灭又怀疑的魔术师，但相信更多的人都希望可以成为真正的暗夜行者。”
《纽约时报》为此增发了专门的加刊，就像是对待严重的政治新闻一样，来讨论这个话题。
“通常只在悲剧事件发生、无辜平民死去之后，对守护文明而言最重要举动的才会发生。真正的英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政客，更不是虚构的电影角色，而是普通民众。”
“所以，不管是在哥伦拜恩，还是在曼哈顿下城，抑或者现在的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甚至包括大水灾难之后的新奥尔良，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彼此搀扶着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深谷，在银幕之外，在惨剧之前，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确保了魔术师和凶犯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而这将是这部热门电影、这桩暴力事件、这场重大悲剧告诉人们的最重要的事情。”
波浪庄园里面，墨菲放下手上的《洛杉矶时报》，问坐在对面缓缓品茶的盖尔-加朵，“刚刚比尔打电话来说了什么？”
“关于洛杉矶警方抓获的嫌疑犯的一些最新消息。”盖尔-加朵放下手里的茶杯，说道，“嫌疑犯自己辩称，看到好莱坞中国大剧院的枪击案事件后非常害怕，担心有人会在自己附近的影院进行模仿犯罪，但他又很想看电影。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己带上一把格洛克手枪和几把刀去影院，就算有人来也用害怕啦。”
她耸了耸肩，“然后，他就被逮捕了，因为一向独来独往，还找不到任何证明清白的证人。”
“他会是凶手吗？”墨菲皱起眉头，“我怎么觉得不太像呢？”
“觉得？”盖尔-加朵摇了摇头，“你又不是警察，又没有实际参与调查，感觉是不靠谱的。”
“嗯。”墨菲点了点头，“但愿他就是凶手。”
如果凶手还在外面，就有可能继续作案，那他和《黑暗之城》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虽然不惧怕压力，但谁也不想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面。
而且事情发展到现在，《黑暗之城》的北美票房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自从超过七亿美元大关之后，如今每天增长的数字都只能说聊胜于无。
“下午我们去见卡拉。”墨菲站了起来，“票房也就这样了，我们去商讨下关于颁奖季的事情。”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圣莫妮卡海滩区的那栋办公小楼，一个制片人在教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指挥着剧组成员将一件件用于现场直播的设备，运到小楼的一间大型会议室里面。
今天晚上，加州中南教区的马尔克斯-科斯特洛大主教阁下，准备接受电视专访。
对于任何一个电视台来说，这都是相当重要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