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最大的权力机构是尚书台，统领百官政事，但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少府序列，属于内廷机构，曹操担任丞相后，先将尚书台吏部曹、选部曹等尚书诸曹列为丞相属官，将尚书从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
曹操进位魏公之时，尚书令荀彧反对，让曹操对尚书台的权力起了忌惮之心，随后在进位魏王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对尚书台的权力第一次进行了约束和分割。
到了曹丕继位时，认为尚书诸曹权力过大，遂以曹操设立的秘书令为基础设了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
到了三国后期，魏蜀吴皇帝的侍从机构地位不断提高，西晋时，侍从机构正式成为门下省，南北朝时门下省权力逐渐扩大，北朝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
隋唐时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皆因时而异。其下有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
隋朝建立后，正式设立三省六部，名义上有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实际上秘书省类似于后来的馆阁，掌管图书、编修国史，内侍省则是一个专门的宦官机构，真正主持中央政权的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三高官官均为相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
到了唐朝，三省制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而是皇帝为了控制相权，逐渐将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进行虚置并不断减少，而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为“同中书门下二品”，以品级低的官员来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
从唐高宗时，三省逐步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也逐渐趋向混同合一，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自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自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尚书省有名无实。
到了五代之时，由于连年征战，三省形同虚设，政事多由皇帝特派使臣办理，成为宋代以差遣为正官的开始。
到了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
明初不设中书令，仍以中书省统六部，长官称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废丞相，撤销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彻底废止。
清沿明制，以六部尚书任天下事，其上先后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书房、军机处。
所以真正的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实行的时间很短，张辽的这个三省六部制实际上是二省加一个监察。
在张辽看来，作为上位者，不必事事亲力亲为，但有几个权力一定要抓紧，否则就要出事。
这几个权力分别是军权、财权、人事权和决策权，军权张辽始终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而且他将来也会给后人下祖制，军权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开。
其他几个权力，张辽就通过制衡来掌控了，决策是通过着急三高官官召开阁会来实现，至于财权、人事权，他不用牢牢抓在手里，只通过监察的手段来扶正即可。
明确了核心机构，接下来就是人事任命了，尤其是三高官官的任命极为重要，关系着这个机构能不能在起步初期较好的推行下去，形成定制。
“文若，尚书令依旧由汝担任，汝任事，吾放心。”张辽道。
尚书令毫无疑问，还是荀彧。
荀彧这几年总揽政事，忠心而有能力，张辽放心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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