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原来先是湘鄂发生战争。王占元自民国二年奉命率第二师驻扎湖北，后升督军，一直是督军中的不倒翁。而且自张勋复辟失败，裁撤长江巡阅使，王占元又升任两湖巡阅使，俨然就是清朝湖广总督的身份。
可是，王占元除了会搞钱以外，一无所长。在湖北八年，老百姓苦不堪言。请了多少次愿，要调走王占元，却始终扳他不倒。
及至隔省的湖南，鼓吹“省宪”，喊出“湘人治湘”的口号，终于驱逐了张敬尧，由谭延闿、赵恒惕主持省政，到底达到了“湘人治湘”的目标。这对湖北人自是一大激励，便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又恰逢王占元的部队，军纪荡然，越来越不像话，最后竟成了穿军服的土匪，在宜昌、钟祥、沙市等处，公然纵火抢劫。甚至在省城的武昌，王占元嫡系部队第二师王汝勤部，抢官钱局，抢造币厂，抢之不足，一火而焚。消息传到北京，湖北同乡奔走相告，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同乡会，名为“救亡大会”，由武汉灾民代表报告兵变情形，声泪俱下，凄惨无比。
于是一致决议，会后全体列队到公府请愿。走到袁世凯拆除西苑宝月楼而开辟的新华门，铁门已经紧闭。僵持到下午一点钟，徐世昌派警察总监段鸿寿代见，不得要领，便向国务总理请愿。靳云鹏除了道歉之外，表示事实上有不能罢免王占元的苦衷，希望湖北人谅解。
于是日本士官出身的湖北京官蒋作宾、李书城，主张向湖南请兵援鄂。跟赵恒惕联络妥当，湘军分三路向湖北进军；蒋作宾在长沙亦以“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自治军湖北自治政府临时省总监”这个奇奇怪怪、啰里啰唆的衔头，发布电文，揭明宗旨是：联合湘军，驱王保鄂。
王占元得报，在武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派他手下的大将，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往蒲圻、羊楼司一带迎敌，同时急电北京乞援。曹锟跟吴佩孚商量，认为湘鄂之战，与北洋全局颇有关系。湘军如果得势，西南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两湖，进而北向，不可不虑，因而决定援鄂。
兵分五路，而以第四路、第五路为最重要。第五路是吴佩孚亲自率领的第三师；第四路为吴佩孚的大将萧耀南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师。此去明为援鄂，实际是去接收王占元的地盘。所以萧耀南兼任前敌总指挥，预定是王占元一逃，便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果然，一切都如预期。王占元看强援压境，主客易势，乖乖地请求辞职。卸任时箱笼行李，数百件之多，宛如当年“长毛”裹胁富户，长驱东下。
接着吴佩孚自洛阳到武昌，通电就职。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助战，并由海军第二舰队杜锡珪，率舰溯江而上，绕出湘军之后，水陆夹击。战场是在岳州一带。
吴佩孚熟读《三国演义》，经过视察，决定仿照“水淹七军”的故事，先后在金口、嘉鱼凿堤，造成决口，大淹湘军，但老百姓亦死了好几千。接着汀泗桥大战，为吴佩孚生平最得意的一仗。不但收复蒲圻，而且攻入湘境，占领了岳州。于是长沙的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允许直军驻防岳州为条件，停火收兵。
其时与湖北有攻守之约的川军，沿江而下，过夔州，攻宜昌。吴佩孚挥军西指，在宜昌附近激战八天，川军大败而遁。由王占元旧部，而为北京政府委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孙传芳，与川军总司令签订和约，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历时一月的川湘援鄂之战，就此结束。
吴佩孚本来一向为张作霖所轻视，认为他是偏裨之将，哪里够资格发通电、谈国事。可是曾几何时，吴佩孚居然亦是两湖巡阅使了，与他的东三省巡阅使分庭抗礼。这是难以容忍的一件事。
其次，日本士官出身而有革命思想的少壮将领，如蒋作宾等人，认为直皖战争以后，要打倒作为军阀代表的北洋军阀，以联络奉系为要着。中山先生认为这是很正确的步骤，因而早就遣派信使取得联络。蒋作宾、李书城、孔庚之发起鄂人治鄂，虽云自保，实在亦是声援广东的革命势力。如今直系要角吴佩孚控制两湖，自然深感威胁，因而在战略上势必采取更进一步的联奉制直的策略。这样便间接促成了直奉之战。
直奉之战的导火线是，梁士诒内阁的垮台。当靳云鹏因为军队索饷，教员索薪，“灾官”满京华，财政上一筹莫展时，张作霖便举荐梁士诒组阁。其时徐世昌看直系势力扩张过速，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亦愿意扶植奉张，以为制衡。加以梁士诒有“财神”之号，财神当宰相，岂愁“司农仰屋”？所以欣然同意梁士诒组阁。
但徐世昌的左右，尤其是与直系关系很深的人，颇不以梁士诒组阁为然。其中号称直系智囊的张志潭，在第二次靳内阁中，本来是内务总长。直皖战争皖系垮台，安福系被清算，但与段系一向接近的旧交通系，仍有周自齐与叶恭绰分掌最阔气的财、交两部。张志潭为了排除直系的异己，更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便向靳云鹏进谗，说周自齐、叶恭绰在进行的、出于梁士诒主张的整理列国公债，集中了所有的财源，其他政务皆无法推行，内阁非倒不可。所以非去周、叶，不足以维持内阁。靳云鹏大为所动，用迂回的方法，逼周、叶辞职，但周自齐挂冠，叶恭绰不为所动。
于是张志潭又想出很绝的一着，先由靳云鹏提出总辞，随即由徐世昌再任命靳云鹏组阁。在第三次靳内阁中，交通总长叶恭绰被排除，继任的正是张志潭。
这是五月间的事。交通总长的滋味极厚，仅仅当了半年，便须下台，张志潭实在心有不甘。但梁士诒众望所归，多以为财政困窘，自是要请“财神”出山。所以在此以前一两个月，在香港的梁士诒已收到了无数的劝驾信，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概。张志潭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让梁士诒组阁是不可能的，要动脑筋的是，如何让梁士诒不安于位，而由直系或者让靳云鹏第四次组阁，那时以“拥立”之功，必能“重拾坠欢”。
于是他去游说曹锟，说梁士诒组阁，一定偏袒奉系，试问直系军饷从何而出？曹锟对梁士诒是有信心的，张志潭的游说失败，目标便转移到吴佩孚身上。
于是专程去了一趟洛阳，一见面便问：“梁燕孙组阁，请问有何意见？”
“我是反对的。梁燕孙一组阁，粤、奉、皖三系就连在一起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打电报给曹仲珊，主张请王聘老出来组阁，曹仲珊不同意。既然如此，中央的事，我亦懒得问了。梁燕孙组阁，财政上或许有办法，只要有一大笔饷给我，也就算了。”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
吴佩孚想了一下说：“三千万。”
“用什么方式跟他要？”
“梁燕孙组阁，当然要问问我的意见。”吴佩孚极有把握地说，“没有我的同意，他不敢组阁。等他来问我时，我开条件给他，不怕他不替我想办法。”
“这一来，”张志潭大为摇头，“事情就坏了。”
“怎么？”吴佩孚困惑地问，“他给我就给我，不给我，我反对，于我何损？”
“话不是这么说！三千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又当年关，五路财神，哪一路都没有法子筹措。所以事先提出要求，他一定缩手不干。不如先把他坐在热灶上，慢慢儿榨他。他不愿意下来，自然要尽量想法子，咱们先得了实惠。倘或他不干，把他攻掉，找自己人顶上去。军政两权都在手里，何愁财政没有办法？”
吴佩孚深以为然，但有一层顾虑：“梁燕孙的靠山是奉张，曹仲珊跟他儿女亲家，恐怕拉不下这张脸来。”
“不要紧。”张志潭是早就想过了的，此时从容答道，“目下华盛顿开会，山东问题争得很厉害。中国人对日本隐忍已久，这回对中日直接交涉，大表反对，可以拿这件事做个题目，是极好的机会。”
“不错，是好机会。”吴佩孚欣然接纳，“请你跟子武去商量、布置一切。”
子武是张其锽的号，他籍隶广西桂林，两榜出身，与谭延闿同年。吴佩孚与他在湖南相识，一见如故，约为异姓兄弟。如今是吴佩孚的秘书，一支健笔，善为凌厉之词，与饶汉祥的下笔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与他们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萨”才会用饶汉祥，有吴佩孚的跋扈，才会欣赏张其锽的过甚其词。
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内阁成立。阳历新年假期一过，便有吴佩孚将借外界问题倒阁的传说——当然，索饷三千万，梁士诒无以应付，派人到洛阳疏通，亦无效果，这是以后的话。
一月五日，出于张其锽手笔的吴佩孚的通电发表，一开头便是“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将一顶汉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诒头上。
接下来铺陈梁士诒“卖国”的“事实”，说是“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谓“华会”，是“华盛顿会议”的简称。此会由美国所发起，专为解决远东问题，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连东道主总计九国。徐世昌认为他一生的经历中，国际上从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长颜惠庆设立参加“太平洋会议”的“筹备处”，广筹经费，各省皆曾资助。以张作霖最阔气，出手便是大洋十万。
从八月下旬开始筹备，先派大批办事员，接下来组织专门委员会、代表团秘书厅，聘请洋顾问，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庞大代表团，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几乎一网打尽。但广州拒绝派代表参加，却有全国商教联合会推派的两名代表参加，一个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一个是北大教授蒋梦麟。他们算是民间的代表，负有监督官方代表的任务。
及至会议开始，讨论内容不符中国的理想，重点是在缩减军备，特别是海军舰只的限制，为美、英、法、意各国所最感兴趣；其次是关于远东问题的共同利害事项。至于中国所特感关切的山东问题及袁世凯遗毒的二十一条问题，各大国认为是中日之间的纠纷，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症结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军发展，不愿在中日间的问题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及两名洋顾问拟成的书面文件有欠考虑，以致代表团内部还发生了意见。
不过，美、英操纵的这个会，由于中国代表团群情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两国唯恐决裂，想出一个调停的办法，会外开会，由中、日两国代表谈判，美、英各派代表两名列席，作为仲裁人。日本勉强同意，中国无可奈何，会外之会总算开成了。
从十二月一日起开会，开到第九天，讨论到山东问题的焦点——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由中德合办，久为日本所强占。中国提出的意见是，将此路的全部财产估价以后，分成两半，中国以一半的价款给日本，换句话说，日本取得德国的那一半，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胶济铁路是花了三千万日元向德国买来的。日本要求合办此路；中国要完全收回主权，备款赎路。日本很勉强地同意，接下来便是讨价还价了。
钱从哪里来呢？日本代表说可以借日本银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长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钱，便须雇佣日本人，要求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都由日本推荐。而就在此时，国内发生政潮，靳云鹏垮台，梁士诒组阁。
日本一看有机可乘，便由驻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诒道贺为名，要求谒见。寒暄既毕，小幡单刀直入地提到胶济铁路，他说日本初次让步，愿此路由两国合办；第二次让步，愿意让中国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条件，还要日本让步，实在没有道理。
梁士诒的答复是：胶济铁路决定借款自办，并由外交部于阳历除夕那天，发了个电报给施、顾、王三代表，电文中说：“小幡于二十九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特达。”发文字号是：“京一○六号。”
谁知道这个“京一○六号”电，传到外界，竟多了一个字。字虽一个，关系极重，多的是一个日本的“日”字。“借款自办”变成“借日款自办”。吴佩孚的通电，便是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紧接着“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后说：“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泽，偕作后援！”
通电发于一月五日，所以称为“歌电”。梁士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电辩称，并未直接与小幡谈外交，亦未说借款限于日本。这是“虞电”。七虞、八庚，吴佩孚紧接着而来的“庚电”，攻击得更激烈，说“梁氏做贼心虚”，喊出“锄奸救国”的口号，等于公然要反叛了。
于是国务院用多种方式，声明并未许日使以借款。但事实虽明，流言不息。吴佩孚三发“青电”，四发“真电”，五发“删电”，词越穷而气益厉，到了一月十九，联络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大总统将梁士诒免职，同时调动湖北、洛阳、郑州的辖军，悄悄北上，预备以武力倒阁。
徐世昌见此光景，觉得惹不起直系，便将吴佩孚领衔，请免梁士诒职的电报，亲笔批了“交院”二字。这意思很明显了：“你自己瞧着办吧！我可没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诒这一气非同小可，带着原电去见徐世昌，要问个明白。
他说：“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不过，今天的局面，个人进退无关紧要。如果大总统守住原则，只讲是非，不论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国脉尚不至于斫丧而尽，那时候我就挂冠，也很值得。士诒所以徘徊者，就是为此。”
徐世昌以为梁士诒不过恋栈，不道他是打着牺牲个人，换取整饬纪纲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吴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头，梁士诒可换，作为让步，但国体必须维护。那一来，大总统的威信既能维持，内外局势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谲云诡的风浪都经过，独独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无语。
见此光景，梁士诒自不需再多说什么，起身长揖：“士诒这就辞行了。”说完退出，一直回家，从此不到国务院了。
当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总得派人来慰问挽留一番。梁士诒辞意甚坚，但一辞则内阁立即改组，财、交两部措手不及，好些事无法料理清楚，移交会出大问题。同时，梁士诒组阁是张作霖所支持，而且阁员中陆军鲍贵卿、农商齐耀珊为奉公所推荐。如今求退，自然亦须先听张作霖的意见。因此，梁士诒改为请假，徐世昌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内阁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这时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关外，张作霖却相当持重，在梁士诒请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发了个通电，话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并进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徐，尽法惩治”。最后赞扬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两句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要这样才“不致会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这巧宦便是暗指张志潭，亦是隐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诒，亦不能由张志潭为直系设计，推出人来组阁。倘或如此，“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显然的了。
电报是打给徐世昌的。徐世昌并无公开的答复，只在张景惠回沈阳时，赋予调停的使命。曹锟及他左右的所谓“保派”，亦多不愿跟张作霖决裂，因而派王承斌出关去疏通，甚至吴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释误会。一时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展望，颇可乐观，甚至内阁改组，亦已确定，所须磋商的，只是去梁留叶，还是梁士诒、叶恭绰并去？
话虽如此，局势却似黄梅天密云不雨，沉闷不堪。原因是奉直双方，内部都有矛盾。张作霖在关外自然有绝对的影响力，无奈左右内外，能影响他的人太多。在内，“老哥儿”们主张持重，后一辈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辈又分成杨宇霆的士官派，与郭松龄的讲武堂派，前者为“老帅”智囊，后者为“青宫师保”，明争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张作霖极讨厌吴佩孚，而“我哥”曹锟是儿女亲家。此外，徐世昌的话不能不听，梁士诒的交情不能不顾，而与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约亦不能不重视。为此，和战进退之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内阁问题无法解决。
直系则“洛”“保”两派的距离越来越大。保派并无吴佩孚的雄心壮志，打起仗来既须支出军饷，又影响地方税收，同时打胜了助长吴佩孚的气焰，打败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来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张决裂。
这双方的情势已经很复杂了，却不道徐世昌还有一套打算。他跟张作霖一样，对吴佩孚讨厌极了。但同时亦深感曹锟是一大威胁，意识上犹如光绪之于荣禄、袁世凯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两败俱伤最好。由他以“北洋领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奉必胜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为得计。
因为如此，曹锟与徐世昌听说张作霖预备将当初应曹锟之邀派驻关内，由张景惠指挥的一师之混成旅撤回关外时，不约而同地特派专使，出关挽留。
徐世昌所派是陆军总长鲍贵卿，曹锟所派的是他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当然，徐世昌也要防备张、曹儿女亲家，说不定会“合而谋我”，所以也派他的胞弟徐世章及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沈阳去见张作霖，要求张作霖增兵入关，庶几大总统用人行政，不必受他人监视。同时提议，由鲍贵卿继梁士诒组阁，这在表面上是尊重奉系，其实是明知不会被接纳的空头人情，因为鲍贵卿虽是张作霖的小同乡，但并非嫡系。鲍贵卿当了内阁总理，地位在张作霖之上，这是件无法容忍的事。所以张作霖对这番“好意”，根本不感兴趣。
这样到了三月底，局势发生了变化。张作霖加派二十七师入关。颜惠庆一看不妙，抽身为上，好在华盛顿《九国公约》已经签订，已经定王正廷为鲁案善后事宜督办，仔肩可卸，便上辞呈，坚决求去。
接着，农商总长兼署教育总长齐耀珊亦呈请辞职，更是一个不吉之兆。因为此人在内阁中代表奉系，辞职即表示奉系与内阁脱离关系，当然是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候。
徐世昌对处理政潮的手腕，远比操纵军人来得高明，特邀周自齐入阁。此人属于交通系，当然能为奉系所接受；他又籍隶山东单县，与吴佩孚是大同乡，则直系以吴佩孚为灵魂之时，自亦不便反对。同时，徐世昌又只准齐耀珊辞兼署的教育总长，仍留农商底缺，表示并未排斥奉系。而周自齐出任阁揆的方式，是以教育总长兼摄国务总理，暗示阁揆人选，仍待各方协商。一举而有三妙用，是极好的安排，然而无补大局。
就在周自齐入阁的第二天，四月九日，张作霖电令京奉路局，将西段的车厢，一律开往东段。这是动员的必要措施。因此直系亦加紧部署。河北境内京奉、京汉、津浦三路沿线百姓，只听得车声隆隆，彻夜不绝，小康之家又要作逃难的打算了。
这样过了十天，双方摆队布阵，大致完成。奉军除原由张景惠指挥的部队以外，最基本的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由张作霖率领入关；接着是调装备最精良的张学良、李景林所部，分九批进驻马厂、通州一带。当时内战，都要师出有名，这一次入关的奉军，称为“镇威军”，镇是镇压，威是示威，表示并不一定要打。镇威军的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己担任，司令部设在塘沽与天津之间的军粮城，以便于控制水陆两路。
其时吴佩孚早由洛阳到了保定，特为召开军事会议。除了他的嫡系部属以外，冯玉祥亦奉邀参加。他的官衔是第十一师师长代理陕西督军。十六混成旅改成第二十一、二十二两个旅，由李鸣钟、鹿钟麟分任旅长。冯玉祥由西安带着二十二旅的一个团长张之江去开会。吴佩孚给他的命令是，十一师出潼关助战，一部分北上，一部分布防洛阳、郑州之间，监视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由省长刘镇华代理。
此外，湖北督军萧耀南所部及驻岳州的张福来所部，共抽调一个师、三个混成旅，早已秘密北运，进驻琉璃河、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双方对敌，都分东、中、西三路。
到得部署粗定，照例在纸面上先开火，首先由张作霖发表通电，声明“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扫除障碍，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之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自谦“非霖之愚，所能妄参末议”。弦外有音，仍是讥刺吴佩孚以前以一师长，居然亦提出国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