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很快地，徐树铮以段祺瑞的名义，召集了一次督军团的“天津会议”，但出面邀请的，却是直隶督军曹锟与山东督军张怀芝。除了西南及“长江三督”以外，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如何化除冯、段之间的隔阂；二是对西南的态度。冯、段之间的纠纷，能任调停之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梁士诒。前者不成问题，早有表示，希望冯、段和衷共济。比较麻烦的是梁士诒。
梁士诒的问题是，他还无法公然出现在北京，因为“洪宪祸首”的罪名犹在。所以要他来襄助徐世昌调停化解，先决条件是要撤销通缉令。这一层当然也不难办到。问题是，梁士诒有没有兴趣来做调人？或者说得再明白些，他愿不愿以负责调停冯、段争端，来交换他的撤销通缉？倘或通缉令是撤销了，他却不愿管此闲事，那时又奈之何？
于是徐树铮即时要了个北京的电话，要求叶誉虎到天津来一趟。当晚见了面，说明经过，徐树铮建议：“你不妨马上发一个电报，问问燕孙的意思。”
“不必！”叶誉虎答说，“我可以负责答复，撤销通缉，一见明令，保证他三天之内，就从日本动身回国。”
“那好，咱们马上就进行！”徐树铮说，“请你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当面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说法，咱们再商量对策。”
叶誉虎点点头，心里在想，这不应该是求情，要找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缉令撤销得越快。
徐树铮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问道：“你在找题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么好题目？”
徐树铮不假思索地答说：“俄国过激党闹事，不是极好的题目？哈尔滨都已波及，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孙这一回游日，颇受朝野重视，一定会谈到共同防俄的问题。如果政府撤销了燕孙的通缉令，岂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视了？必要的时候，亦可代表政府谈判。”
原来俄国此时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连徐树铮这种对世界局势有了解的人，都还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么一个名词，所以管“共产党”叫过激党或者过激派。哈尔滨俄国过激党闹事，是政府重视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诒能对此事有所帮助，撤销通缉，必能获得舆论谅解，冯国璋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叶誉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
天津会议的另一议题，是讨论对西南的态度，一致决定，仍以武力对付。出席的督军，连张作霖在内，都答应出兵。当然，军费必须政府负担。
谈到这个问题，便只有徐树铮跟段祺瑞关起门来商量了。段祺瑞只陶醉于武力统一全国，如何进行，全靠徐树铮出一个主意：借参战为名，向日本借钱作战费，这就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资本。由于正好有个曹汝霖，又正好寺内内阁改变对华政策，因而借款相当顺利。不过，武力统一全国，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眼前虽可应付，日子长了如何支持，犹须从长计议。
“欧战看样子快要结束了。欧战一结束，自然无须参战了。不过，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利用。”徐树铮说，“俄国过激派革命党起事，声势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这个题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这一说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军，要整军就要钱。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钱。这个道理跟参战是一样的。
“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树铮说，“田中义一现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孙就近探一探口气。”
段祺瑞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就这么办。”
于是徐树铮亲自拟了个极长的电报稿，交叶誉虎用密码发给梁士诒，请他去访田中义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计划。同时试探着问一问，日本政府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义一是寺内内阁的陆军参谋总长，属于长州阀的后起之秀。日本军人有两大系统：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作为明治维新基础的尊王倒幕运动，山口的长州藩与鹿儿岛的萨摩藩，功劳最大，势力最强，特别受朝廷优遇，因此，这两个藩阀的军人，逐渐发展为陆海军的主流。
长州陆军的总帅是山县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国元年，陆军不愿支持海军造舰计划，反强硬要求在朝鲜增加两个师团，与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相持不下。山县有朋便指使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权，径向刚接位的大正天皇请辞，同时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逼垮了内阁。
山县的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会大为反感，认为军阀的横暴作风，非加以抑止不可。于是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与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发起护宪运动，提出“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动。
为山县所支持，从西园寺组阁的桂太郎，因此辞职。但长州阀的势力虽遭挫折，受益的却是一向与长州对立的萨摩阀，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不久爆发了海军贪污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党内阁。
大隈内阁，声名狼藉。继袁世凯魂归洹上以后，大隈亦于十月九日在元老、贵族院、在野党的一致攻击之下而垮台。继任者为寺内正毅元帅。长州阀的势力，终于又抬头了。
寺内内阁的陆相大岛健一，不甚管事。军事方面由致力于“在乡军人会”、在陆海军皆具人望的参谋总长田中义一负主要责任。梁士诒跟他是旧识，他亦知道梁士诒在中国交通界是实际上的首脑，在日本当前对华政策中，为必须拉拢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着艺妓，与梁士诒款款深谈，显得相当诚恳。
原来由大隈到寺内，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教训，看中国民气不可侮；另一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国内部发生剧烈变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约，便都落空了。
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虽败而“不割一寸地，不赔一卢布”，日本实在是“惨胜”。因而改弦易辙，与俄国“化敌为友”，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订立《日俄密约》，划定南北满界线，派分中国东北的权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后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约，双方伸展势力范围至内外蒙边界，划分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复有第四次密约。但不久爆发俄国革命，不但这一次密约成为废纸，以前的三次密约，亦将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换代，新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国际条约上的义务，但日本军部接到驻俄武官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报告，懔然于“布尔什维克”与日本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必须加紧防备。因此，对俄政策作了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军部希望能利用中国的军队，联合防俄。
这样，就必须在中国军阀中找一个对象，加以扶植。田中在复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国大陆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标看中张勋。及至到了徐州一谈，大失所望，张勋根本不能办大事，而且也难以控制。于是目标转向段祺瑞，“马厂起义”，段祺瑞的声望益隆，更坚定了日本军部的信心。
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因为段祺瑞越强，对日本越有用。当然段祺瑞必须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经济、军事上“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田中对冯、段不和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这些情形，都由梁士诒用密电告知叶誉虎，再经过徐树铮，转达段祺瑞，促成了对西南用兵的实际行动。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分两路进兵，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两路兵力，总计六万人，奉军独出两万，直隶、山东、安徽各一万，山西、陕西都是五千。开拔以前，由曹锟领衔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
这时北洋在无形中已经“分家”，以地域而分为直、皖两系，直系冯国璋，皖系段祺瑞。论势力当然是皖系占上风，所以徐树铮密谋打倒冯国璋，创造一个中外古今所未闻的新名词，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内则倒王，外则去李。因为大总统是无法公然驱逐的，否则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饰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苏督军李纯，内而推倒总理王士珍，冯国璋便只剩“大总统”一个虚名了。
去李必从倒王入手。倒王不难，问题是哪里去找一个能教冯国璋动弹不得的内阁总理？数来数去，除去徐世昌再无别人。
于是“小徐”打算说服“老徐”，暂且委屈，将来捧他继冯而为大总统，作为报答。这个想法，多少是一厢情愿，徐世昌岂是除了袁世凯，肯屈居人下的人？但冯国璋却有些着慌了，赶紧对段祺瑞作了让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发表曹锟、张怀芝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两天，又特派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曹锟派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分别领兵循京汉、津浦两路，南下攻湘。
其时冯国璋的密使，正与西南实力派在谈和，所以战况一度沉寂。但终因冯国璋的游移寡断，失去了妥协的时机，战火复起。皖系亦就大唱武力统一的高调，表示决不妥协。冯国璋和战两难，进退失据，大感狼狈，迫不得已亲自去看徐世昌，并且事先约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会谈，表示要到各省去视察，当面跟直系各督军恳谈，以便消除隔阂。
王士珍自然不会表示意见，徐世昌与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长江三督”，尤其是李纯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声。于是聊了些不相干的闲话，无结果而散。
在段祺瑞这方面，由于徐树铮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动，就是加紧联络奉军，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密谈，决定扣留由日本运来的一批军械，主要是步枪，总数达两万七千余支之多。
原来除了曹汝霖经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树铮策划之下，另外指派陆军总长段芝贵，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进行军火借款，同时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对于这个协定，双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为了对付“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协约国既不满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亦讨厌列宁所倡导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为德奥联军所包围的捷克军队，预备出兵西伯利亚，替日本军部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两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二是占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但此一战略利益的获得，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更实际的说法是，必先能够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签订一项军事条约，将与苏俄接壤的地区划作“行军区域”，就地征集资源，供应日军，同时指挥中国军队配合作战，那就比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有制胜的把握了。
当然，要钓鱼必须用饵。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经济侵略，谈军事“合作”应该另辟蹊径。因此，从西原借款中，另外划出一部分，称为“参战债款”，用这笔借款来购买军火，供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之用。田中义一向梁士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为这笔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对地，段祺瑞只要借了这笔款子，即等于收了“定洋”，保证“军事协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面很大方地在“协定”未签以前，先拨出第一笔“参战借款”，由段芝贵经手，直接跟大仓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仓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财阀之一。他以开“铁炮店”起家，成为军火商，庆应四年“戊辰之战”幕府军与倒幕联军双方的军火都由大仓供给。结果倒幕派大胜，日本全国就此统一。西乡隆盛因此成名，而大仓亦因此大发其财，所以有“一战功成，一商暴富”的说法。
以后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火都由大仓供应。对于日本之侵略中国，他是极重要的一个幕后人物，但表面上表现得非常“亲善”，投资于本溪湖的煤铁，与盛宣怀合作，贷款与汉阳铁厂。他喜欢在中国游历，收藏中国的文物，尤其是古钱。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华的别墅，经常以盛宴款待北洋军阀，所以跟段芝贵极熟。这笔军火买卖，自有极优厚的回扣，除却段祺瑞，无不分润。
不过，照道理说，大仓所供给的两万多支步枪，应该平均分配给北京政府所属的各省军队。直、皖既已分家，徐树铮认为“长江三督”不应分享这批军火，却又说不出口，于是别生一计。
当直、皖分家时，徐树铮对段系的实力做了一番检讨，以地盘来分，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四川督军刘存厚、广东督军龙济光，都是“自己人”，看起来比冯国璋的“长江三督”要强得多。但细细检点，却是问题多多。
首先是刘存厚、龙济光岌岌可危；其次，阎锡山不是随便肯听人摆布的；曹锟自然是要角，但直系的色彩很浓；而张怀芝一向以“曹三爷”的马首是瞻。凡此非嫡系的部队，在运用上并不能指挥如意。
另一方面，西南势力浩大，却与冯国璋素有渊源，加以湖南托庇于西南；而不可轻视的冯玉祥，翻覆诡诈，亦为隐忧。两相比较，直系的实力未见得充足。欲求自保，当然不成问题，但既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雄心，自非具压倒的优势不可。
因此，徐树铮远走关外，进行“联奉制直”的计划。奉天督军张作霖，此时重用一个日本士官生杨宇霆。此人字邻葛，辽北法库县人，在士官八期步科，与田中义一同学。徐树铮亦是士官出身，与杨宇霆前后同学，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杨宇霆的性情、作风，与徐树铮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还有一项相同的是，两个人都获得长官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几乎可以独断独行。
这一下就不但谈得投机，而且说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骤，首先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一旅，入关进驻滦州。等日本轮船运到第一批军械——步枪二万七千支，停泊秦皇岛时，由张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数一部分拨给曹锟及李厚基以外，其余悉数转运出关，装备奉军。
不多几天，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下设五处，由靳云鹏以“参谋处长”的名义当家，各部总长指聘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俨然另一个“内阁”。
于是，奉军五个旅，以“助战”为名，陆续开拔入关。一部分驻扎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胁在南京的李纯。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总司令是张作霖，却是由徐树铮以副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这步棋大出冯国璋意外，立刻派了财政总长王克敏及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长芦盐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冲，探询奉军入关的真正目的。因为徐树铮与他经常有密电往来，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冲不便明说，只照冯国璋的意思，打了个措词婉转的电报给张作霖，问他入关的本意。
张作霖的复电是：“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共谋国是，他非所知。”这一来，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来奉军入关，是为倒阁而来的。当下“退避贤路”，专车出京到天津暂住。
这一来，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关外，北宁铁路上冠盖络绎，自以为在时局及组阁问题上有发言资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张作霖，表达对大局的意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造币厂监督吴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是徐树铮一手所造成。张作霖此时还没有问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统一东三省，以将来得段祺瑞之助，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作为与徐树铮合作的条件。而徐树铮的两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联奉制直，此时看到时机成熟，便与吴鼎昌谈好了步骤，征得张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开始发动。
首先是由张作霖分电各省督军，主张共推段祺瑞组阁，提议请曹锟、张怀芝领衔发表通电，且不必说推段的话，只说大局不安，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担当得起的内阁总理，其人选“请东海与元首商定”。等通电一发表，请曹汝霖与吴炳湘二人负责联系，催促徐世昌发言，安排段祺瑞组阁的手续。预计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