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项城一场春梦，如今醒了，唯有不负隆裕太后的付托之重，才是他的自处之道。”梁士诒肃然说，“这是项城跟东海密议，也是区区赞襄的结果，决定如日本当年的幕府一样，‘奉还大政’！”
此言一出，客人皆是惊喜莫名的表情，世续却突然收敛笑容，用责备的语气说道：“燕孙，你酒量很好哇！”
“世中堂以为我说的是醉话？此是何等大事，岂可妄言？”
虽然梁士诒郑重否认绝非戏言，同时也可以肯定亦非醉话，但世续与溥伦仍旧需要有一段心理上适应的时间，才能相信所听到的真话。
恰好梁贵通知来上菜，而且是现片上桌的烤鸭，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主客谈正经；可也没有聊闲天，一个个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地咀嚼着单饼葱酱卷的烤鸭，在忖量这件大事的成败利钝。
等梁贵的踪影消失，世续随即开口，“燕孙，”他问，“这件大事，怎么做法？”
“当然是由项城主动，发表奉还大政的声明。皇上欣然嘉纳，降旨特派袁某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阁。”梁士诒略停一下说，“至于视朝的大典，不妨从长计议。”
“如果各省反对呢？”
“那亦只是西南两三省。照我看恐怕只有云南一省。广西的陆荣廷原是清朝的臣子，倘或反对，岂非叛逆？再说，就算陆荣廷也反对，亦不必担心，到那时候且不说有张绍轩、倪丹忱效忠，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也不同了。”
张勋、倪嗣冲心存清室，是早就知道的；说段祺瑞、冯国璋的态度会改变，却不无疑问。世续便追问一句：“会吗？”
“会！”梁士诒答说，“他们不听项城的话，总还要听听东海的话。”
世续点点头，对他的答复，表示满意。
溥伦由于当过一次“大使”，比较了解“国际公法”，他提出一个问题：“外国呢？会不会承认？”
“当然会。他们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如果不承认，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里？他们只好下旗回国。”
“那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他们有侨民、有买卖，不能丢下不管。”溥伦转脸对世续说，“这件事很可以做。”
“是的。很可以做。”世续答说，“回头从这里散了，我就陪伦贝子上‘北府’。”
“我正要找你们。有件事透着有点儿邪。内人告诉我——”
将这么一件“光复祖业”的大喜事，说是“有点儿邪”，使得溥伦和世续都有啼笑皆非之感，因而话就不容易说得下去了。
“我们俩，刚打梁燕孙那儿来，就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请示。”
“五叔，”溥伦接着说下去，“这件事很可以做。唯一的顾虑，是外交承认的问题，我们也研究了，结论是各国可以不承认洪宪，不能不承认宣统，否则他们就失去立场，没有交涉的对手了。”
什么“问题”“立场”，载沣最怕听这些新名词，不由得就像吃了青梅似的，牙根都有些酸了。
“最要紧的是，段芝泉、冯华甫的态度会变。他们反对帝制，就是不甘心管袁世凯叫一声‘皇上’，咱们皇上原来就是皇上，段、冯当年都磕过头的。”世续渐渐起劲了，“王爷，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
“好吧！”载沣为他们说动了，“明儿‘上门’，先跟太妃们回一回。”
“太妃那里不忙。”溥伦说道，“她们没有不赞成的。这件事只要五叔拿主意就行了。”
“我可拿不定主意，回头找老六、老七商量。”
老六是载洵，老七是载涛。载洵住天津，一时无法商量；将载涛找来一谈，他自然深感兴趣，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应该跟“宗社党”的要角谈一谈。
“宗社党”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小恭王”溥伟为首，旗人中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良弼、铁良，都是重要分子。这个党的目的，顾名思义便知是为了挽救爱新觉罗皇朝，因此，反对退位，反对议和，更反对袁世凯。及至良弼被刺，北洋军阀又发了赞成共和的通电，宗社党才被迫同意清帝逊位。隆裕且曾传谕解散宗社党，不过暗中仍在活动，根据地是大连，后台是日本浪人及军部一部分野心分子，要角是肃亲王善耆、溥伟，及光绪皇帝的连襟，曾经掌过度支大权的“泽公”——镇国公载泽。
善耆与溥伟都不在北京，只有找载泽来谈。偏偏载沣最怕跟载泽谈正事。在他当摄政王时，载泽与奕劻争权，常常在事先、事后去找载沣，以“老大哥”的资格，提出强硬的要求。他的嗓门大，话又说得快，每每使得有些结巴的载沣，无法招架。
但也无法，这件大事如果作为“家务”来看，以载泽的地位，是必须听取他的意见的。等将他请了来，说知经过，载泽问道：“你是不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我、我也不大相信，不过，有这样的好事，总要拿它当一件好事来办。”
载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只说：“我赞成。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能让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那怎么行？”载沣气急败坏地说，“你干脆就说不赞成好了！‘人不为己，男盗女娼’，袁世凯就是为了还想掌权，所以才愿意拥戴皇上，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是的，我明白，不过咱们得装糊涂。我告诉你吧，这是讨价还价的手段。袁世凯，仍旧可以让他当总理大臣，不过，得分他的权：第一是用人之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财权。这三种权，咱们得抓在手里。”
载沣默然好久，方始问道：“光说军权吧，让谁来抓？当年会议退位的时候，隆裕问老七：‘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老七答说：‘只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你说吧，袁世凯就愿意把军权交出来，可又让谁去接？”
“交给谁都一样。如果袁世凯肯听话，交给他亦未尝不可。”载泽接着又说，“总而言之，袁世凯把大权交出来是一回事，咱们再授权又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载沣不大了解他的本意，但不论如何，应该讨价还价，也算是一种意见。接着，又找了几个人谈，看法不一，有的人以为难得袁世凯还有这片心，不必多作要求，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免得人家一起反感，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有的人以为徐世昌比较好对付，不妨让他当内阁总理大臣，对袁世凯，不妨封异姓王作为酬谢，而且该像尚可喜那样，封他为平南王，让他去镇压西南；有的人以为该仿照早年的制度，设议政大王，辅助皇帝。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就是绝不该拒绝袁世凯的好意。
该问的人都已问过，就该“上门”了——载沣管进宫去看他的儿子溥仪叫“上门”。溥仪才十二岁，但在师傅陈宝琛、徐坊、朱益藩、梁鼎芬等人的“循循”善诱下，对于皇帝的“权威”，已颇有了解。载沣原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会懂什么，及至有一次碰了个钉子，才知道“皇上难惹”，从此加了几分小心。
碰那个钉子是为了庆亲王奕劻的谥法。隆裕开御前会议时，只有溥伦跟奕劻主张逊位，因此这两个人，在宫中被“另眼相看”。溥伦不大在乎，奕劻则很知趣，尽室迁往天津。这年正月初七去世，递上“遗折”，照例应该有“恤典”。那时的小朝廷，内务府就是包办一切的政府，既是“军机处”，也是“内阁”，所以拟谥亦是内务府的事。亲王只谥一字，内务府拟了“恪、勤、敬、慎”四字，请“皇上朱笔圈出”。
这该跟师傅们商量，但是溥仪那两天感冒，不上书房，只好一个人拿主意。由于奕劻的劣迹，平时听得很多，溥仪觉得内务府拟的四个字，一个也不配。于是命太监取了一本“会典”来，自己参考着拟了四个字：“缪、丑、幽、厉”，连同内务府的原奏，一起发了回去。
不一会儿，载沣“上门”了，“皇上还是看、看、看在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他还未能毕其词，已为他儿子把话打断了。
“不能另外赐谥。”溥仪大声说道，“奕劻受了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三百年天下，断送在他手里，怎么可以给美谥？只能这个，丑！缪！”
“好，好好！”载沣是有备而来的，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说，“那就用、用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
那是太监的见解。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害得大家流离道路，便有太监编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惇王奕誴，在大丧时与福晋敦伦，生了一个儿子，违悖礼法，行如禽兽，所以咸丰将惇王此子命名载漪，取漪中有个犬字，意思是骂他为“小畜生”。
如今载沣用献中有犬，不是好字的说法，是因为溥仪亲自交下四个丑恶字眼，则想为奕劻乞得美谥，不易办到，因而找“南书房翰林”去商量，找到这么一个字，可以哄得过去。谁知不然！
“有犬旁也不行！而且也不是坏字！”
“坏、坏、坏，确是坏字。”
“既然是坏字，怎么明世宗的生父叫兴献皇帝呢？”
明朝的皇帝，载沣最熟悉的，就是这位未践大位、追尊为帝的明世宗生父。因为当年为了光绪入承大统，朝士生怕如前朝的“大礼议”那种严重的纠纷，复见于本朝，甚至御史吴可读竟以死谏，引宋朝的“濮议”、明朝的“大礼议”为鉴戒。明世宗既尊生父，何以竟无视于“坏字”之“献”？溥仪这一问，将他生父问得更结巴了。
“这简直是欺负人嘛！”溥仪不讲理了，“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
“别、别、别哭，别哭！我找他们去、去研究。”
研究下来，用了个“密”字。“献”字作贤字解，奕劻自然不配；“密”字照《谥法考》是“追补前过”之意，勉强可行。溥仪在师傅的劝解之下，总算同意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载沣根本不敢大意，“上门”之后，先找陈宝琛，将袁世凯愿意“奉还大政”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征询“师傅”的意见。
“袁世凯岂是可以信任的人？”陈宝琛说。
“他现在是势穷力蹙，身不由己。”载沣又说，“看来有诚意。”
“光是诚意没有用。既然势穷力蹙，身不由己，又何能一手包办大政？”
“这、这试一试，也不要紧！”
“不要紧？”陈宝琛将脑后那根小辫子摇得直晃荡，“我看很要紧。成且不论，败则是不了之局。”
“怎么个不了？”
“只说一样好了，取消优待条件——”
“啊、啊、啊！”载沣神色大变，蓦地提起手在自己前额上拍了一巴掌，“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但是，载沣虽已恍然大悟，却不能断然做出拒绝的决定，只是听陈宝琛的劝，根本不必对“皇上”提这件事，只跟太妃们谈一谈就是了。
太妃们的意见不一，四个人四种态度：一个赞成；一个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根本不感兴趣；一个大骂袁世凯，说他“也有今天”，十足幸灾乐祸的口吻；唯有敬懿皇贵妃，作了很明确的表示。
“恢复祖业，谁不乐意？不过也得看看，是怎么个恢复！就像想发财那样，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件事，换了我是民国的人，我就不服。每年白花花的四百万大洋，倒把人的贪心供养出来了！索性连这个都不给，看你有什么能耐？”
这话说得比陈宝琛更透彻。载沣唯唯称是，将世续与其他内务府大臣都找了来，商量如何回复梁士诒。
“他、他是‘财神’，咱们可别、别得罪他。”载沣很吃力地说，“必、必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经过一番商酌，居然把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了。世续做东，回请梁士诒，仍请溥伦作陪，很委婉地表示，清室对袁世凯预备“奉还大政”，深表欣慰，也极愿意早观厥成，但不愿为此事替袁世凯找来意外的麻烦。国内有袁世凯的威望，一定可以镇服得住，但使节团如何？倘或外交上不承认，岂非造成无可挽救的僵局？所以梁士诒不妨先向东交民巷探探口气。
用不着世续说，梁士诒早就下过功夫了。与袁世凯在韩国便有密切交往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是预备支持的，此外就很难说了。
如今听到世续代表清室答复，亦以外交承认为接受“好意”的先决条件，越发觉得“领事团”的态度，为此事成败的关键，所以决定派人去做一个广泛的试探。
试探的结果，令人失望，反应极坏。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竟然亦反对。“他们不是支持宗社党的吗？”梁士诒问道，“大仓喜八郎还借了一百万日币给肃亲王，助他恢复清室。何以态度一变？”
“燕公，”有“日本通”之称的铁路局陈局长答说，“他们支持宗社党，是要搞一个皇帝出来分割满蒙，不要一个‘奄有四海’、号令及于全国的宣统皇帝。”
“原来如此！”梁士诒沮丧地说，“此路根本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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