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这也是怀才不遇，才弄成他这种诡异的狂态。”项莲生停了一下说，“姐夫，我想回去了。”
原来项莲生是进京会试，不幸落第。许滇生劝他在京读书，等下科入闱，或者像龚定庵一样，捐个内阁中书，有机会能考上军机章京，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项莲生考虑下来，觉得还是回杭州最好，因为他的身体一向羸弱，不能没有亲人照料。郎舅感情虽好，到底隔了一层。而且他最近“吐红”，极可能是痨瘵，这个病是没有人不畏而远之的，何必留在京里惹人讨厌。
许滇生却不知道他有此隐衷，依旧极力相劝，项莲生只好唯唯否否地暂且敷衍。正在谈着，太清春翩然出现了。
“侧福晋好！”项莲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招呼。
“请坐，请坐！”太清春摆一摆手，自己先坐了下来，“莲生兄，前一阵子有人传达你说的一句话，今天要向你印证，只怕错了。”
“是。请问是哪一句？”
“说是‘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生既有涯，如何还可以做无益之事，岂非自暴自弃，情理不通？”
“噢，”项莲生答说，“是传错了，不是‘有涯之生’，而是‘有生之涯’。”
“那就对了！不过，上寿百年，亦不过一弹指顷，你怎么说‘有生之涯’？”
“且不说上寿，就‘中寿六十’在我看来也很长了。”项莲生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在世，若能有所成就，足以不朽，其他的岁月都是多余的。”
“莲生！”太清春大声说道，“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你太颓唐了。”
“是，是！”项莲生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说道，“敬闻教！”
“恕我说得太直，请坐，请坐！”太清春转脸又说，“六哥，你们是至亲，应该劝劝莲生，要振作。”
“我正在劝呢！”许滇生笑说，“这一回礼闱失意，下回再来，我劝莲生在京里用功，他一定要回去，请你帮我劝一劝。”
“何必回去？”太清春忽然敛眉凝神，静静思索，然后一仰脸说道，“莲生，我想奉屈你来教我的儿女。不知意下如何？”
“谢谢，谢谢——”
“莲生，”太清春不等他说完，抢着又说，“有些旗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无礼至极！贝勒跟我，绝不至此，你请放心。”
“贝勒风雅好古，礼贤下士，侧福晋更是一尊女菩萨，能在府上忝居西席，真是寒士之大幸。不过，侧福晋请看，我骨瘦如柴，难耐烦剧，将来耽误了男女公子的功课，罪孽不浅。而且我经常有病痛，有累居停心烦，更觉不安。”项莲生深深一揖，“侧福晋的好意，我除了感激以外，只有自怨福薄。”
这番话说得异常恳切，太清春不但改变了主意，而且还劝许滇生说：“你就让莲生回杭州吧！”
许滇生深深地点点头，别无表示。因为他从项莲生的话中听出来一些消息，可能真的有病在身，倒要好好问他一问，及早为计。
“刚才过来，远远就听见你们的笑声。”太清春问说，“是谈什么好笑的事？”
“龚定庵来过了。”许滇生笑说，“我们在谈他的妙事。”
“呃，”太清春问道，“先前看到你这里有客，莫非就是他？”
“是的。”许滇生说，“他很佩服你，而且真是你的知音。”
“他怎么说？”
“我很冒昧，把你那四首《戏拟艳体》拿给他看了。”许滇生歉意地说，“他倒看出来了，说你杂用神仙的典故，原是子虚乌有之事！”
太清春先有些不悦，因为这种笔墨，拿给陌生人看，极可能会误会其中有何本事在内。及至听说龚定庵看出她是故弄狡猾，真个是凭空“戏拟”，又深感安慰，怕人误解的疑虑一扫而空，觉得这种“艳体”就流传出去，亦无大碍。
“他到太平湖来过两三回，贝勒也在我面前提过，可是缘悭一面。”太清春说，“丁香花快开了，几时我让贝勒出面，请你们来饮酒赏花。六哥，你一定把龚定庵约来。”
“有此雅集，他一定会来的。”
其时丫头来请太清春，说是开饭了，并又请示：“舅少爷的饭开在哪里？”
“不，不！”项莲生说，“我不在你们这里吃饭。”他向太清春说：“侧福晋请吧！”
等太清春一走，许滇生问道：“莲生，每一回你都不肯在这里吃饭，老太太已经在问了，是不是有什么顾忌？”
项莲生沉吟了一会儿，觉得在至亲面前，不必讳疾，便即答说：“我痰中有血，怕得了病传染开来。”
许滇生大吃一惊。“你请医生看了没有呢？”他说，“这个病越早治越好。”
“没有请教医生，自己看看医书，静静调养，自然会好的。”
“你不要这么大意。”许滇生说，“你明天就搬过来——”
“不！”项莲生说，“我不但不必搬，而且你也不必告诉姐妹，老太太面前更是只字不能提。我归心如箭，只要一上了路，心情一宽，病马上好了一半。而且转眼就是六月，盛暑行路，一大苦事，早早动身为妙。”
说着，随手捡起一本《时宪书》来看。“这十天都是宜于长行的好日子，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你得凑一百两银子给我。”
“一百两银子现成。不过，今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开恩科，你是不是在京养好了病，等到明年春闱？否则，年尾年头北上，又多一番跋涉。”
“明年春闱，我亦不见得北上。”项莲生说，“如果老惦念着功名，而且总要用用功，病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许滇生考虑了一会儿说道：“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作归计亦不坏。”
“既然盘缠现成，我就早点走。”项莲生说，“会馆里有几个朋友，要就大挑；没有挑上的，马上就会出京，我跟他们合雇一条船好了。”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我把银子送过去。你先看看你姐姐，也见一见老太太。”
“有侧福晋在，我就不进去了。反正还要来辞行，今天请姐夫代我在老太太面前请安。”
项莲生南归，太清春送了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丁香花开作雅集，亦归于罢论。但跟龚定庵，终于还是识面了。
识面的媒介是一幅画。有个白云观的道士叫黄云谷，善画人物，是奕绘府中的清客之一。上年——道光十四年，太清春三十六岁，偶作道家装束，为黄云谷所见，画了一幅道装相赠，旗下贵妇好留长指甲，黄云谷将它写入画中，便宛然成了麻姑的模样，太清春很喜欢这幅像，题了一首七绝：
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
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
奕绘当然也有笔墨在上面，题得一首《江城子》。这个调子的变格最多，自五十四至九十三字共有七体，奕绘填的这一首是：
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金耳环。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 荣华儿女眼前欢，暂相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巅，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
这幅画因为收藏不慎，有破损之处，奕绘便请黄云谷就原画修补。龚定庵跟黄云谷也是朋友，在他那里看到这幅画，观赏了好一会儿，有些技痒，但画主并未请题，何可冒昧？恰好黄云谷应太清春之请，为她画了一幅董双成的像，请龚定庵题词，至是欣然应命，填了一首长调：
云英嫁了，弄玉归来，向楼琼翠户，虚无万叠，试问取、金阙西厢何处？容华绝代，是王母、前头人数。看紫衣仙佩非耶，汉殿夜凉归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声，记否亲遇？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间儿女聪明，倒写成双名字。
这首词的调子名为《瑶华》。真如龚定庵说太清春的那四首《戏拟艳体》杂用神仙故事，而写董双成则兼用两种传说。
照《汉武帝内传》记载，董双成是他的侍女，但公认的传说是，董双成为西王母的侍女，所以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王母指孝庄太后，双成切“董”指董小宛，那时的她，是“长信宫中、三千第一”的慈宁宫女侍。另一个传说，在龚定庵特感亲切，因为董双成是杭州人，《浙江通志》中对她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据说董双成生在周朝，故居在杭州西湖妙庭观，丹成得道，在万众瞩目之下，吹玉笙，驾白鹤，冉冉升入云端，成了执事瑶池的侍女，杭州有一座位于吴山之下的“望仙桥”，就是当时目送董双成仙去之地。到了南宋绍兴初年，有个名叫董行元的道士，从土中掘出来一块铜牌，上镌二十字：“我有蟠桃树，千年一度生。是谁来窃去？须问董双成。”有这么一件“异事”，董双成故事便流传得益广了。
龚定庵的这首词，前半阕描写董双成仙去，假设云英已嫁裴航，弄玉则随萧史住在凤台，因而西王母召董双成来侍候，“向楼琼翠户”之句，写董双成初至仙阙，处处陌生，连容华绝代的西王母，亦只能猜想，是不是前面“紫衣仙佩”的那位。紧接一句“汉殿夜凉归去”，径起探问仙宫情形的下半阕。
要问的是，董双成记不记得曾亲见唐朝天宝初年，方士罗公远导玄宗游月宫，来听《霓裳羽衣曲》？这亦是假设董双成原为月宫仙女，但“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即是说她从入侍瑶池以后，已记不得《霓裳羽衣曲》了。“听水听风”的故事，出自后蜀王建的诗：“弟子歌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宋朝欧阳修作诗话，竟不知“听风听水”是说的什么。后来有个蔡絛亦作诗话，解释这个典故，出于唐人所作的《西域记》。唐朝的燕乐以龟兹国为最有名，因为此国的国王与他的臣子，常到深山中去听风声水声，以其音谱入乐曲，王建认为这就是《霓裳羽衣曲》的由来。龚定庵加“前度”二字与“浑忘了”呼应，而结论用“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意，以为成仙虽好，孤凄难耐，“也只合其中小住”，毕竟人间“成双”作对的好。
词意实在很轻佻，但含蓄不露，为常人所不解。太清春自然是解，觉得虽像她的《戏拟艳体》一般，亦有假设的故事在内，但通体流转，没有说不通的地方。尤其是一开头“云英嫁了，弄玉归来”，与结尾的“倒写成双名字”呼应，拉云英弄玉，来为他的“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到头来仙女亦必思凡的看法作证，真是妙到颠毫。
因此，她坦率地向奕绘表示，爱龚定庵之才，很想跟他见见面。奕绘原有此意，自然乐为之安排，但有件事却不能不声明在先。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脾气？”
“听说此君是个狂士。”
“亦不止于狂，有时说话行事，不合情理。”奕绘说道，“他会试的房师叫王植，是个翰林，闱中看到一本卷子，觉得议论很怪，大笑不止。隔房也是个翰林叫温葆琛，把卷子要过来看了一遍，跟王植说：‘这本卷子一定是龚定庵的，生性好骂人，如果不荐，骂得你更厉害，不如荐他吧！’”
“荐了没有呢？”
“荐了，也取了。哪知道人家问起龚定庵，房师是谁？龚定庵竟是这样子回答：‘实在稀奇！居然是无名小卒王植。’王植就怪温葆琛，不荐会挨骂，荐了还是挨骂，岂不冤哉枉也！”奕绘接着又说，“我倒是早想替你引见了，只怕见了面，他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大煞风景，那又何必？”
“请你放心好了！是我自己要见他的，我绝不会像王植怪温葆琛那样怪你。而且，我自信龚定庵亦不会骂我。”
“那好！我马上写信告诉他。”
奕绘亲笔所作的短简，颇为客气，他称太清春为“内子”，说是“久慕高才，顾闻教益”，约他第二天下午“茗话”。
这在龚定庵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立刻复信，“准时趋谒”。第二天下了衙门，约莫未正时分，坐车到了太平湖，一投名刺，立即延见。
这座府第最早是克勤郡王岳托第二子，贝勒喀尔楚浑的赐第，在皇城西南阳角楼下，地点虽比较偏僻，但以内外护城河水，都绕经此处而汇成太平湖，奉准引水入园，非常方便，所以府中名为“西园”的花园，因势乘便，曲折高下，随心所欲，盖得非常讲究，在顺治年间，是座名园，有两句四六，将此地比为唐朝的“南内”及曲江，道是：“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
款客之地在西园的抚松草堂，五楹精轩，面对长松。奕绘穿一件蓝绸夹袋，戴一顶红绒结顶的青缎小帽，生得长大白皙，意态悠闲，是不折不扣的贵公子风貌；太清春穿的是旗袍，但梳的却是汉妆的堕马髻，发黑如漆，手白如玉，肤光照人，看不出是七子之母。
龚定庵是讲礼法的人，虽不中绳墨，但此时亦不敢作刘桢之平视，高拱一揖，低着头说道：“久闻侧福晋词名与纳兰侍卫可以相提并论，今天能够拜见，龚某之幸。”
“定庵先生过奖了！请坐，请坐。”
奕绘也摆一摆手，自己先在方桌的西面坐了下来，将东面的客位留给龚定庵。太清春打横相陪，执行主妇的职司，从侍儿手中接过点心，用一双象牙镶金筷子，一一夹到主客二人面前的碟中。宗人府照宫中的规矩，午前十点钟中膳，龚定庵此时腹中空虚，所以那些点心，太清春夹一样，他吃一样，性喜甜食，对玫瑰枣泥奶卷，尤为爱好，太清春便将那盘奶卷放在他面前，殷殷相劝。
吃得一饱，慢慢啜茗时，宾主才专心一致倾谈。太清春提到龚定庵题董双成像的那首词说：“只知道定庵先生的诗名满海内，没有想到词也填得这么好。”
“这犹之乎都知道侧福晋的词是大名家，没有想到诗也作得这么出色。”
“你看，”奕绘手指龚定庵，笑着向太清春说道，“定庵就是这样子辩才无碍。”然后又正色地说：“不过，这样针锋相对，有时候也容易得罪人。”
这是规劝的话，龚定庵心感其意，但不想作任何辩解，太清春更不便对这一点表示任何意见，另拈一个话题，谈到当时艺坛的名流，这一下，又将龚定庵的话匣子打开了。
“如今真是风流消歇，就谈画吧，乾隆年间，先有‘画中十哲’，后有‘十六画人’，都曾见诸诗篇。”龚定庵又说，“当时国家全盛，士大夫奉公之暇，以艺事自娱。纯庙好风雅而又精于鉴赏，所以大学士蒋文肃父子、我们浙江富阳董家父子，都以高官而驰骋艺坛。如今，唉！”他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蒋文肃父子指蒋廷锡及蒋溥，并皆拜相；浙江富阳董家父子是礼部尚书董邦达及他的儿子，在嘉庆朝拜相、外号“董太师”的董诰，都擅画名，且都受知于高宗纯皇帝。不过奕绘觉得龚定庵的牢骚稍嫌过分，指出一个人，亦以画为当今皇帝所欣赏，而屡得优差。这个人便是龚定庵的同乡，戴熙，字醇士，以翰林而放广东主考，便是因为在南书房作画，为“今上”所见，大为赞赏之故。
“论画，道光不及嘉庆，嘉庆不及乾隆，这应该是定论。”太清春在龚定庵与奕绘之间，作了持平之论，又说，“画虽如此，书家可不比前朝逊色。尤其是谈笔法，包世臣、吴熙载师弟，真了不起。”
一谈到书法，龚定庵的牢骚，顿时撑胸拄腹。初见太清春，不便再发狂言，连他的《干禄新书》都不提。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道，“有个善琵琶的俞秋圃，你见过没有？”
“见过。”龚定庵答说，“我送过他一首诗。”
“噢，”太清春兴味盎然地问，“可能见示？”
“是。”龚定庵说，“他有本册子，上面都是名公巨卿的赠诗。他跟我说，如果我送他诗，请我用梅村体。我很少作这路诗，不过还是答应他了。”
“那就非拜读不可了。”太清春又说，“想来一定可以媲美《楚两生歌》。”
《楚两生歌》是吴梅村咏柳敬亭、苏昆生的长篇。龚定庵不肯说自己的长歌不及吴梅村，只说：“时逢盛世，俞秋圃没有《楚两生歌》为左良玉门客的遭遇，我的诗无可铺叙，无法作得出色。”
“过谦，过谦。”太清春便唤侍女，“伺候笔砚。”
龚定庵心想，若得太清春为他录诗，这倒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因而说道：“我的字丑，通国皆知，我念吧！”
“好！”太清春欣然答说，“我权且当一回誊录生。”
等侍儿在临窗设下一张半桌，安好了笔砚，太清春坐下来，取一张月白暗花素笺，持笔在手，龚定庵念道：
“秋堂夜月环弯碧，主人无聊召羁客。幽斟浅酌不能豪，无复年时醉颜色。主人有恨恨重重，不是诸宾噱不工。羁客由来艺英绝，当筵跃出气如虹。”
念到此告一段落。太清春一面抄录，一面说道：“由诸宾来衬托羁客，再加‘气如虹’三字。”
龚定庵不作声，等她写完又念：
“我疑慕生来拨箭，又疑王郎舞双剑。曲终却是琵琶声，一代官商创生面。”
太清春插嘴问道：“原来慕生拨箭，王郎舞剑，是形容琵琶声，倒真是别开生面。定庵先生，慕生、王郎是何典？”
“无典，不过有本事，都是当年酒徒的狂态。”
“是了，请再往下念。”
于是龚定庵高声念道：
“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座中亦复无知者，谁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请读乾隆诗，昔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弇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范阁碑书夜上天，江园箫鼓春迎驾。”
欢叙未终，突然听差来报，惇亲王的福晋来了。惇亲王是当今皇帝的胞弟——仁宗三子，长子早死，次子便是“今上”，第三子绵恺，嘉庆二十四年封惇郡王，道光元年，晋封亲王。他是皇太后钮祜禄氏所出。这位皇帝的继母，当仁宗驾崩热河时，以社稷为重，大公无私，所以深受皇帝尊敬，连带使得惇亲王亦蒙青眼。偏偏皇帝很讲究小节，而惇亲王赋性粗率，不甚讲礼法，他的福晋亦颇骄恣，这双夫妇，每每使得皇帝处于极尴尬的境地。道光三年，惇亲王奉旨在内廷行走，他的福晋入宫向太后问安，坐轿径入神武门，惇亲王退出内廷，罚俸五年。太后不便为他说情，只道想念“三阿哥”，由皇帝陪侍着幸惇亲王府，太后面责他的不是，皇帝过意不去，仍命在内廷行走，不过皇帝很小气，罚俸一节并未恩免，只减罚两年。
到了道光七年，惇亲王又犯过了，这回是庇护获罪的太监，因而降为郡王，但第二年复为亲王，只面谕“加意检束”。
前年——道光十三年四月，皇后修佳氏崩，内阁会议丧礼，惇亲王引《尚书》中“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的话，主张丧礼应该隆重。却不知《尚书·舜典》的原文是：“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议皇后丧礼而用这两句话，显然引喻失当，因而又奉旨退出内廷，罚俸十年。
惇亲王福晋跟奕绘的太福晋很谈得来，常有往还。奕绘与太清春听说她来了，自然要赶了去请安伺候。龚定庵熟悉旗人的礼节，所以即令主人并未现于辞色，他也很知趣地立即起身告辞。
“定庵，我不留你了。”奕绘略停一停说道，“你以后可以常来，内人很爱才的。”
这虽是间接的传叙，但在龚定庵已有刻骨铭心之感，太清春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只要一想到，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接下来便连绵不断地幻想，在《道藏》、笔记、诗词中所识得的女仙，一个个都可以归结到太清春身上。
迷离惝恍中，他写了一首词，调名《忆瑶姬》。收在《道藏》中的《集仙传》说：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名为瑶姬。又有一部《襄阳耆旧传》中说：赤帝之女名瑶姬，亦就是楚怀王梦见的高唐神女。但龚定庵所忆的瑶姬却是嫦娥：
唳鹤吟鸾，悄千门万户，夜色尘寰。玉京宫殿好，报九霄仙佩，不下云軿。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消尽涷琼颜，料素娥今夕无人问，裙袂生寒。 便万古只对晶盘，敛庄严宝相，氐坐婵媛。纵无沦落恨，恨玉笙吹彻，彻骨难眠。双成问讯，青女凭肩。瑶华筵宴罢，长风起，吹堕奇愁到世间。
“这是个什么字？”吉云指着“涷”字问。
“与‘练’相通，亦通‘炼’。练者白也。”
“‘涷琼颜’，造语生硬。又弄些怪字，就更难懂了。什么叫‘氐坐’？”
“氐是根柢之柢，‘氐坐’就是着地而坐。”
“费解。”吉云不以为然，“你的词意不过是写‘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还不如用‘独坐’，比较显豁。”
“这倒是一字师。”龚定庵从善如流，随即提笔改正。
吉云将这首词又吟哦了几遍，突然问道：“这‘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怎么解释？”
“噢，”龚定庵想了一下说，“嫦娥能够奔月，可知原是仙人；当初嫁后羿，自然是小谪人间。”
“这么解很牵强。嫦娥能够奔月，是因为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药。看你的词意，似像是希望嫦娥小谪。”
这话恰恰说中龚定庵的本意，不过，他是绝不肯承认的，强辩着说：“这就是词的空灵，‘横看成岭侧成峰’，无所不可。”
“那么这一句呢？”吉云问道，“‘纵无沦落恨’，我不懂空灵在何处？”
这一句确是大毛病，龚定庵在下笔时便觉得不妥，因为原是用白居易的诗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接下来用宋词“小楼吹彻玉笙寒”来形容广寒宫之寒，固然不错，但“彻骨难眠”亦有独宿凄凉的意味在内，这样再回头看上句“同是天涯沦落人”便是同病相怜，而结句“吹堕奇愁到世间”，到底世间何人奇愁，就颇费猜疑了。
这原是龚定庵片面默恋太清春的隐衷，一着痕迹，便落下乘，而且亦会惹出不小的风波。幸而吉云一无所知，她亦无从猜想得到，不如承认她说得对，即时改正为妙。
于是他说：“这一句确是不好，咏嫦娥用‘沦落’二字，似乎不伦。”他索性请教：“吉云，你看应该怎么改？”
“你一开头用‘唳鹤’就是写别恨离愁，那就应该在这四个字上着意描写。”
龚定庵略想一想欣然说道：“高明、高明，等我改好了再请你指点。”
“言重、言重。”吉云得意地笑着，姗姗而去。
于是龚定庵静下心来，细细推敲。“夜色尘寰”便是“尘寰夜色”，到底如何没有说出个究竟来，便将“色”改为“静”。
“玉京宫殿好”的“好”，也很不妥，月宫中“千门万户”，毕竟只是想象，谁曾见过？着一“好”字，倒像曾经亲临其地。若有人问，“千门万户”是怎么个“好”法？便无词以对了。如果改个“杳”字，便无语病。
下半阕的起句，亦有毛病。李商隐的《碧城》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唐人注“晓珠”说是太阳的别名，而月的别名是水晶盘。咏嫦娥改“一生”为“万古”，语意固甚明确，瑕疵是在“便”与“只”上，“便万古只对晶盘”，显然有不足之意，仿佛在劝嫦娥：“就算万古千秋，长生不老，也只是跟一丸冷月做伴，不如小谪人间，看她聪明儿女，‘倒写成双名字’。”岂非意存挑逗？这是非改不可的。
琢磨了半天，还是要肯定李商隐的诗意，改为“定万古长对晶盘”。嫦娥虽悔偷灵药，但既入月宫，亦只好忍受凄清寂寞——既入侯门，便当安分守己做贵妇人。至于结句上的“奇愁”，改成“离愁”，则别有人在的痕迹，也就可以抹掉了。
词是改好了，却不愿示人。他也曾想到过，找一个什么间接的途径，转达给太清春。但这条途径很难找，安排不当，会惹起极大的风波，想起他的同乡，以袁子才第二自居的陈云伯，假太清春之名招摇，为她痛斥的情形，更具戒心。
但他没有想到，太清春会请奕绘向他索取词稿。他刻过四部词稿，第一部叫《无著词》，又名《红禅词》，第二部叫《怀人馆词》，第三部叫《影事词》，第四部叫《小奢摩词》。《影事词》只选了六首，是记他跟燕红的一段情缘；《无著词》中多绮语，都不宜公诸闺阁。看来只有《怀人馆词》《小奢摩词》两集，可以相赠。
但仔细检阅，仍有许多不妥之处，觉得只有挑选几首，另外抄送。转到这个念头，立即便又想到，那首《忆瑶姬》，正好夹带在内。
于是他逐首细看，一共挑了十首，命他的已经二十岁的长子孝琪，用正楷抄好，亲自送到太平湖，但未请见主人，只是将词稿交门上送到上房。
到得第二天下值，只见书房里有封信，一笔娟秀的小楷，一望而知是太清春的笔迹。果然，吉云告诉他说：“绘贝勒的侧福晋派了人来，说你如果有空，请到她那里谈谈。她还送了我一份礼，我不知道怎么谢她。”
礼物一共四色，不过衣料、宫花、脂粉之类，寻常闺阁馈赠之物。龚定庵便说：“这也不必立刻就要回赠，几时你去看看她，当面道谢好了。”
“那么，你先替我致意。”
龚定庵照她的话，见了太清春。首先代吉云致谢，但却未说要去看她的话。
“我是看到你这首词，才想到了尊夫人。那位王小姐，我也见过。”
这首词调寄《洞仙歌》，前面有一段序：
青阳尚书有女公子与内子友善，贻内子漳兰一盆，密叶怒花。俄女公子仙去，兰亦死，弃盆灶间三年矣。今年夏，灶人来告兰复生，数之得十有四箭，徙还书斋，赋此记异。则乙未六月十九日也。
“青阳尚书”指兵部尚书王宗诚，他是安徽青阳人，乾隆五十五年的探花，曾经当过上书房的师傅，也教过奕绘。以此渊源，太清春也见过王小姐，所以读龚定庵的这首词，特感亲切，这首词是：
香车枉顾，记临风一面，赠与瑯玕簇如箭。奈西风信早，北地寒多，埋没了，弹指芳华如电。 琴边空想像，陈迹难寻，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只未必香魂夜归来，诉月下重逢，三生清怨。
“写花亦写人。”太清春说，“花枯能复活，人死不能复生。不过‘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这一片惘惘不甘之情，似乎别有寄托？”
龚定庵不肯承认，这样答说：“我只是觉得委屈了那盆漳兰。”
“定庵先生，”太清春忽然问道，“今年贵庚？”
“四十四。”
“已入中年，还是浮沉郎署。定庵先生，我只替你委屈。”
一语道破了龚定庵的心事，顿觉眼眶发热，感激知己，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无怪你常常向往乾隆盛世。”太清春又说，“如果生逢高宗纯皇帝，这盆只受灶丁怜的漳兰，一定有‘徙还书斋’之日。”
龚定庵原有以兰自况之意，为太清春明明白白说了出来，反倒不便承认了。只说得一句：“侧福晋看词看得真细。”
太清春笑一笑说：“读你的词，不能不多下点功夫。”她又问道：“这首《忆瑶姬》呢？似乎此中有人？是谁？”
“‘事如春梦了无痕’。”龚定庵答说，“记不得了。”
他不肯说，她亦不便再问。话题转到江南的才女，自然而然地提起归佩珊，太清春遗憾未曾识面。这使得龚定庵想起阿青，却不便冒昧相问，反倒是太清春自己提了起来。
“定庵先生，我有句话久已想请问你了，你是不是在归家见过舍妹？”
“啊！”龚定庵装作恍然有悟，“原来那位小名阿青的小姐，是令妹？”
“是的。舍妹霞仙，小名阿青。”
“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龚定庵问道，“霞仙小姐想来早已出阁了？”
“是的。”太清春说，“她住在香山。等她哪天进城，我请你来话旧。”
“是，是。”
这一来，彼此都觉得距离拉近了，谈话亦就更无拘束。最后太清春问到，龚定庵有没有需要奕绘帮忙的事。她说：“定庵先生，你不必客气，外子很敬重读书人，尤其像你这样大才槃槃，他能够略效绵薄，在他是件很高兴的事。”
“多谢贤伉俪关怀，等有要请贝勒提携的时候，一定腼颜奉求。”龚定庵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起身说道，“今天得蒙侧福晋指点，实在荣幸，改日再来领教。”
“是的。随时请过来。有新作亦千万别忘了让我拜读。”
话虽如此，到底不便无缘无故去拜访侯门贵妇。这样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原来龚定庵于学问无所不窥，但兴趣不定，这半年中忽发愿心，要查勘佛书——龚定庵学佛，与他人不同。佛教传入中土，至少有八宗之多，而且亦颇有门户之见，但对势力最大的“禅宗”，都承认它的“顿悟”之说，只要有慧根，不识字亦可立地成佛。但龚定庵提起禅宗，便致讥讪，说是“不识字的贼秃，哄人的玩意”。至于他所信奉的，由于他自觉是天台山国清寺的老僧转世，当然尊崇“天台宗”。
此宗的开山祖师，原是六朝荆州陈家子，俗名德安，法号智顗，他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后来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当住持，陈后主尊之为国师。入隋为炀帝所尊礼，赐号“智者大师”，又号“天台大师”。
天台宗所讲的是一部《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梁武帝时，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所译。这部经说理高妙，东土称之为“诸经之王”，除了天台宗以外，华严宗、法相宗亦遵奉《法华经》，初为七卷，后来重定为八卷，共二十八品。龚定庵认为不尽允当，重新整理，另编目次，删除七品，存二十一品。此外又将华严宗、法相宗的高僧，如湛然、帝心诸大师的著作，细心查正，辑成一部《支那古德遗书》。
这是一番大功德。在这半年之中，龚定庵散衙门回家，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他的书房几已变成佛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是请他的同乡书家所写，题名“观不思议境”，两旁悬一副对联：“智周万物而无所思，言满天下而未尝议。”正中供一尊檀香所雕的智者大师像。龚定庵每天盥手焚香之后，便在这尊香像之下，校辑《支那古德遗书》。
到得功德圆满，已是第二年的暮春天气，暖香丽日，中人欲醉。龚定庵突然想到太清春，霎时间绮思满怀，风起云涌，正应了一句唐诗：“恼乱苏州刺史肠。”
他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将他那颗渴望一见太清春的心平复下来。一个人驴磨蚁旋地彷徨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到太平湖去走一遭。
于是他想好一个借口，策马进城，进了宣武门，沿着西城根，过象房桥，再西面便是户部的草厂，地名叫官草场，垂杨飘拂的太平湖已经在望了。
到府下马，向门上投帖，同时递上一个极大的封袋，封面大书“芜文六篇，敬以写呈明善堂主人”，下面自署“自珍顿首”。原来有一回奕绘跟他表示，太清春已多方搜集他的诗词来读，可惜只听说他的古文雄奇郁厚，与魏默深齐名，却未寓目，希望一睹为快。因此，龚定庵命他的长子抄录了几篇，只为一直耽于佛学，几乎忘掉有这回事，这天正好拿来作为闺阁的敲门砖。
果然，奕绘在花厅中接见时，首先就说：“大作已经转给内子了。她很高兴，回头或许还要跟你请教。”
“不敢，不敢。”接着龚定庵谈了两件有关整顿宗学的建议，请示办法——其实，这些建议的处置，都有例案可循，“请示”不过用来作为求见的借口而已。
正在谈着，一名青衣侍儿来向奕绘禀报：“请爷陪龚老爷到修楔亭喝茶，侧福晋在那儿等。”
修楔亭一半筑在水中，形似水榭。此时轩窗洞开，高柳荫覆，水面上落红片片，不时听得“噗喇”一声，鱼儿跃出水面，龚定庵不由得赞一句：“真好个修楔的所在！”
“是吗？”立即有人应声。
龚定庵闻声大喜，整顿全神迎候着，只见冉冉而来的太清春，正如她自己所题的“双峰丫髻道家装”，着的是蓝绸子的“海青”，腻发如云，盘成两个高耸的丫髻，手中所持的，便是龚定庵用来贮文稿的大封袋。
当然，龚定庵不便正面多看，一揖以后，微垂着眼说：“侧福晋一向好！”
“托福。”太清春摆一摆手，“请坐，总有半年不见了吧？”
“是的。半年多了。”
“上个月听滇生说，定庵先生专心著述，足不出户，不知是什么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华严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绘说，“能者无所不能。”
奕绘点点头问：“定庵的这六篇大作，你看了没有？”
“还只拜读了两篇。”太清春问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馆记》，想来是有感而发？”
她不等龚定庵答话，便转脸为奕绘介绍原文。这篇记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说：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称。有人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斜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自然这是文人画士，心里有这样的意思，却不便公然定出这样一种规格，来判别天下之梅，更无法要求种梅的花农，砍去直条，删除密枝，因为那一来梅树会死，不死亦成病梅，影响收益。而且种梅的花农，亦没有这种眼光，来使得梅树符合曲、斜、疏的三个要求。
不过有人以文人画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农，砍除正枝，删削密处，除去直干，以致旁条斜出，蓓蕾尽夭，生气恹恹，方能售得重价。于是江浙的梅树，无一不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一至于此！
接下来龚定庵在“记”中说，他买梅花三百盆，没有一盆不病。为此哭了三天，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解除捆缚梅枝的棕绳，顺其自然，以五年为期，一定要将病梅医好。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 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礼”，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流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流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天恩”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为《眼镜》诗善于颂扬，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乱，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有一处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阮玉堂以“杀降不祥”为理由，以死力争。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身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身自守。有一年在一处渡口，捡到一只箱子，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箱中还有一道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出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长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身份，随儿子到任上，接受供养。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兄做媒！衍圣公的姐姐，可为令郎的继配，我做媒。”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下场甚惨，深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管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这两项情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可傲王侯的名士。但毕沅身后，毁誉不一。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部，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长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大致了然于胸。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论题，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高宗大为赏识，在进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
此外每届岁暮，必对贫士有所馈赠，也就因为如此，操守为人疵议。
“定庵，”阮元忽然问道，“你读过毕秋帆的遗集没有？”
“没有。”龚定庵答说，“曾经想找他的《经训堂集》来读，可惜没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阮元又问，“‘经训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听说毕太夫人经学渊纯，去世以后，高宗特赐御书‘经训克家’的挽额褒扬，‘经训堂’三字由此而来。”
“不错。毕太夫人不但深通经术，就诗而论，只怕国朝闺秀中，亦数第一。唉！”阮元突然叹口气，“可惜。”
龚定庵不免诧异，随即叩问：“太老师何以长叹？可惜什么？”
“可惜毕秋帆空有贤母。”阮元又说，“毕太夫人张氏，单名藻，字于湘，循吏之女。陕西抚署花厅走廊的墙壁上，刻有她的手迹，是一首五言，我念给你听。”
闺秀作诗，大多是近体，而且往往是绝诗，作古风的极少，因而龚定庵大感兴趣。“太老师请稍待，”他说，“我要录下来，给小门生媳妇去看。”
等听差为龚定庵取来纸笔，阮元闭着眼睛念道：“‘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
“原来是毕太夫人的戒子诗！”
“毕太夫人是山东人，早寡。毕秋帆在陕西做官，老母留居山东，这首诗是在毕秋帆由藩司升巡抚时寄了去的。”阮元接下来又念，“‘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贲。日久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欂栌材，斲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踬。’”
“好个‘失诚则惧踬’！”龚定庵说，“真是知子莫若母。”
“下面还有好诗：‘扪心午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
“‘教敕’以下八句，可当一篇官箴读。”龚定庵说，“下面应该指实时地了。”
“一点不错。”阮元续往下念，“‘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转得好。”龚定庵说，“应该结束了。”
阮元点点头又念：“‘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秦山翠。’”
一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龚定庵从头又读了一遍，不由得也叹息着说：“制先生如此下场，毕太夫人九泉之下，必难瞑目。”
“你刚才说得不错，知子莫若母。毕秋帆从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纨绔的气质，你看诗中一再以清操俭德为诫，都是对症发药。无奈有人不许他清，不许他俭！”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龚定庵紧接着问，“傅重庵有异于常人何在？我想你总了解吧？”
“当然。我正在写他的传。”
“好极了，先睹为快。”
“刚刚开始动手，不过材料大致已经有了。”魏源很高兴地说，“仪征相国的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细谈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绍兴，先世是户部的书办，因而入籍顺天府宛平县。六部的书办，都可以世袭，地位虽微不足道，但收入极丰，生活富裕，因而都安于所业，不求闻达。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愿坐享其成，便报捐了一名府经历，分发云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为知县——境内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宁洱县知县，在云南官场，已有能员之称。
其时云贵总督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将傅重庵调到湖南，在大营管饷运，因功升同知，赐花翎。嘉庆元年凤凰营新改为凤凰厅，其地在万山丛中，有一百零五座红苗寨，正是湖苗作乱，首当其冲之处。第一任凤凰厅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当他到任时，大军移征湖北剿匪，一时投降、并未甘服的湖苗，乘机提出“苗地归苗”的要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抚越骄，因而设计了一套所谓“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两义：一义是为雕之犀利，看准了方始搏击，不搏则已，下搏必速；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另一义是碉的谐音，傅鼐召集乡团，在要害之处筑碉堡，防苗出没。有时苗匪来袭，一面作战，一面仍旧筑碉，如是三年，碉堡筑成，边墙连接一百余里，相度地形，分设哨台及炮台。同时开垦兴屯田，妇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为一见苗匪来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壮丁，放铳的放铳，鸣角的鸣角，警报遍于各处，妇孺立刻避入堡内，非常安全。
这是论守，论攻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训练方法。苗人在乱山丛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