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于是一面暗中调兵，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进展。到了八月十三日，巴布扎布已过长春，将进入公主岭之南的郭家店时，在它西面数十里的郑家屯，突然发生了日军与当地中国守备部队武装冲突的纠纷。
这一件纠纷起于一个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为买鱼发生争执。东三省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名士兵，心抱不平，发生冲突。吉本吃了点亏，跑到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诉。派出所巡查河濑松太郎，带了吉本到团部去交涉，不得要领，怏怏离去，旋又重来，这一回带了二十几个日本兵来。
正在大肆喧嚷时，日本兵上前缴一名中国士兵的械，争夺之间，手枪走火。日本兵随即开枪，团部中有十余官兵，立即还击。一场混战，中国方面死了四个人，负伤数人，日本方面伤亡较重，当场死了七个，包括河濑在内，后来又死了五个。
出事以后，辽源县知事马上赶到日本军营，表示慰问，同时请骑兵团约束部下，勿使事态扩大。但日军则蓄意借故挑衅，在要求中国军队撤退至辽源城外三十里，并已获得同意以后，犹复调集八面城、公主岭、铁岭的步兵、骑兵共一千五百人，占领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军队的营房。接着张贴告示：“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禁止中国人进入。”
这是一种掩护巴布扎布的行动。原来巴布扎布出师不利，遭遇到奉军猛烈的迎击，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南下。日军借“郑家屯事件”制造紧张局势，目的在于使奉军要应付眼前的危机，放松巴布扎布；同时又为巴布扎布设了一条“安全走廊”，一进入郭家店，连接四平街、郑家屯，便是在日军保护之下了。
当巴布扎布出动的消息传入溥仪读书的毓庆宫时，师傅们一个个面有喜色，但很快地，脸色又都阴沉了。在徐州也是一样，张勋跟倪嗣冲函电交驰，预备起兵接应，到得“郑家屯事件”发生，真相毕露，知道木泽来谈的计划，已化为泡影。
接着，段祺瑞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秘密南下来看张勋，见面第一句话是：“巴布扎布完了。绍轩，你还不召集第二次会议吗？”
张勋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便先试探着问：“芝老是怎么个意思？”
“你问的是哪方面？”
“自然是复辟。”
“这一点，芝老也是清室旧臣，没有不赞成的道理。不过复辟先要把障碍扫除，似乎为时尚早。”
“你说的障碍是什么？民党？”
“民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民主。有了民主，自然不要君主；若要君主，首先要打倒民主。此是不易之理。”
最后两句话将张勋搞糊涂了，君主只有一个，当今的宣统皇帝；民主则“四万万同胞”都是主人，如何去打倒？
“又铮，你老实告诉我，民主在哪里，怎么去打倒？”
“民主在国会——”
“我懂了！”张勋恍然大悟，“民主在国会，打倒国会议员，就是打倒民主！”
徐树铮之极力煽动张勋反对国会，当然是因为国会与段系发生了权力冲突的缘故。本来袁死黎继所引起的新旧约法力争，而终于由段祺瑞让步，同意恢复中山先生所全力维护的民主约法。虽说由于林长民、张国淦这些旧进步党人的调停，而主要的关键，还在旧约法对段系有利，因为由袁世凯授意而订的民主新约法，权力集中于大总统，是独裁制，而旧约法为责任内阁制。如果段祺瑞坚持新约法，变成自我削权，岂非傻事？
但旧约法名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也就是由总统、内阁、国会分享政权。徐树铮当然懂这个道理，却不愿承认，用“责任内阁制”这个借口，独断独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
不和的原因，亦不尽由于权力之争，还有意气在内。徐树铮恃才傲物，以至于无礼。段祺瑞是很少去见黎元洪的，只见徐树铮的汽车，经常出入公府，但不是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报告政务，而是抱着一堆公文，请大总统去用印。
“怎么派这个人去当省长？”黎元洪有时候会问这么一声。
徐树铮冷冷地答一句：“阁议通过的。”
如果问的是：“这道命令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徐树铮常是不耐烦地说：“大总统别多问了！只管用印就是。”
“黎菩萨”到底不是泥菩萨，像这样的态度，也会觉得愤懑难平。公府秘书长张国淦自觉“护主无方”，坚决求去。继任的是旧进步党改投国民党，属于“韬园系”的丁世峄。
此人性情刚正，徐树铮算是遇见对头了。到职未几，他便拟就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提交阁议。前面理由部分，不客气地指斥段祺瑞与徐树铮，说：“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月不一晤总统，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
在办法中，规定总统可以出席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对于用人，总统不同意可以拒绝用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开国务会议，事前应呈议程，事后应送记录。段祺瑞觉得这个草案，如交阁议，等于自掴其颊；不交阁议，径自承认，却又于心不甘。于是由袁世凯一脉心传的“政治病”发作了，请假不视事，专车回天津去观变。
这一着吓不倒黎元洪，更吓不倒丁世峄。既谓之责任内阁，政务废弛，责任即在国务总理；而况按照约法规定，总统有权指定阁员摄阁。因此只有出诸调停之一途。由徐世昌、王士珍分头疏导，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丁世峄为黎元洪争回了不少权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这回是内阁内讧。两对手方，一个是内务总长孙洪伊，另一个不消说得，是专擅跋扈、不畏清议的徐树铮。
事起于驻粤的护国军李烈钧部，与代理广东督军龙济光的队伍，为了防区发生冲突，段祺瑞下令两军停战，并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
哪知阁议中有发言权的阁员尚无表示，没有发言权的徐秘书长却一马当先，主张电令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省出兵，围剿李烈钧的部队。内务总长孙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以调解为宜。大家都赞成他的办法，围剿之议根本不成立。
哪知徐树铮居然自作主张，发了围剿李部的命令。不多几天，争端平息，李烈钧将他所统率的滇军，交给师长张开儒、方声涛，只身离粤；而四省接到围剿的命令，要求发枪、发饷的复电也到了国务院。孙洪伊很不客气地指责徐树铮：“简直荒唐！”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
其实国会正在开议，通过了一个查办福建省省长胡瑞霖的议案，咨请国务院照案执行。这是内务部的职权，如何处理，以及如何答复国会，孙洪伊责有攸归。不道徐树铮老毛病发作，擅自做了处理。孙洪伊大为恼怒，写了封信给段祺瑞，“摔纱帽”不干了。
见此光景，段祺瑞想护短亦办不到，便请内务部次长许世英做和事佬，议定对国会质问的答复，由主管部起草，院会须经阁议通过，秘书长不得擅改，并应由主管部总长副署。孙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才肯复职。这是徐、孙交恶的第二回合，徐树铮落了下风。
紧接着是第三回合。内务部裁员，一群被裁人员，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向平政院提出诉讼。平政院是新约法下的产物，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复旧约法，应该撤销平政院，而居然听其存在；黎元洪亦不作声，因为平政院长周树模是湖北人，前清翰林出身，不便敲了他的饭碗。再说多这么一个衙门，安插同乡也方便些，何苦要去取消它？
平政院当然也有人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身并站不住，所以平时不愿多事。但既有人找上门来，不能不管，所以给了孙洪伊一道公文，限期五日，提出答辩。孙洪伊冷笑一声：“简直就是‘养媳妇做媒’，自己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就敢管人的闲事了？”将平政院的公事批了个“阅”字，置之不理。
他没有想到，那个“养媳妇”有人撑腰，居然就敢“管闲事”，而且是硬出头。缺席裁判内务部败诉，所有裁员命令，一概无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
孙洪伊大为光火，驳斥平政院非民主约法所规定的公务机构，根本无由受理行政诉讼，打算呈请大总统将此移付国会解决。这一来纠纷闹大了，如果移付国会解决，结果是可想而知，会作成一个凡非民主约法规定的机关皆属非法组织，应咨请国务院限期裁撤的决议。
对于国会议员中反北洋反段势力的膨胀，徐树铮早就感受到了威胁，所以除了拉拢原就预备跟北洋合作而为进步党化身的研究系要角，如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以外，更想以“团体利益”为名，将“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财”的各省督军，组成实力派的集团，接受段祺瑞的指导，内以巩固本身，外以钳制国会。但他知道张勋连袁世凯都不甚买账，何甘俯首听段祺瑞的号令？所以名义上的领袖，必须归之于辫帅，至于将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机行事，自有把握。
偏偏国会议员也不争气，大小派系林立，议论庞杂，莫衷一是，令人厌烦。加以唯利是图，开出口来便知意向所在，亦让人很看不起。因此，张勋在九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二次徐州会议，论复辟，意见不尽相同；谈反对国会议员，却是众议佥同。
“他娘的，国会议员！”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右手拇指、食指，虚虚圈起一个圆形，摇晃着说，“他是议员，俺有银元；拿俺的银元，砸死他娘的国会议员！”
“快人快语！”徐树铮鼓掌笑道，“快人快语！”
对付国会议员的策略，就此产生，用银元去砸；如果不倒，用更有效的办法去“摆平”。
当然，主要的议题是复辟。在原则上，没有一个人会公然反对，因为反对复辟，若非表示赞成共和，便是阻碍清帝复位。在座的人，谁没有做过清朝的官？以清朝官员反对清朝皇帝，不成了叛逆了吗？
但何时复辟，却有不同的意见。奇怪的是最热心复辟的还不是张勋，而是倪嗣冲主张立即展开行动。
“急可不能急。”张勋说道，“时机好像还没有到——”
“绍轩，你错了！”倪嗣冲说，“时机是早就到了。项城刚去世的时候，大家对帝制其实并不反对，打铁趁热，一举推皇上复位，生米煮成熟饭，至今最多对西南出兵而已。现在国会一恢复，黄陂代理总统，要取消已成之局，比三个月前已难得多。不过，徐相国跟芝老都赞成复辟，趁国会根基不稳，事犹可为，再晚可真是不行了。”
听他说得振振有词，没有人能驳得倒他。只有徐树铮，另辟蹊径，想到有个理由可以拦他的兴头。
“复辟不办则已，一办非成不可。如今最大的关键是外交承认的问题。”徐树铮紧接着说，“项城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登极那天，只有伦贝子以清朝大使的资格入贺，连几十年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都不捧场。当时我心里就在想：项城危矣！前车不远，这个覆辙决不能蹈。”
“英国没有太大的关系。”倪嗣冲说，“只要日本谈好了就行了。”
“可是要去谈啊！”张勋接口。
这样，复辟实行的时机问题，也谈出了一个结论：先向日本方面试探，如果反应良好，再进一步讨论实行的步骤。至于派谁向日本方面试探，当然是政府的事。徐树铮即席表示，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报告，挑选适当的人到东京去活动。
最后还有一个徐树铮很热心的议题，以这次出席的苏、皖、赣、鄂、直、鲁、奉、吉、黑、闽等十三省的军民长官为基干，组织省区联合会，结成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同盟。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但结盟必有盟主，无形中成为十三省的领袖，说起来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所以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
要论资格，自然是冯国璋第一，其次才是张勋。此外有心问鼎领袖一席的，尽管跃跃欲试，多想一想，亦就会知难而退，由想“坐轿子”退而甘为“轿夫”，王占元就是，他拥护冯国璋为盟主。
冯国璋的亲信是江西督军李纯，他比王占元有头脑，悄悄劝王占元不必起劲。因为冯国璋跟广西的陆荣廷有默契，彼此划疆而守，陆荣廷保住两广，冯国璋控制长江上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三省，不必他求。如果冯国璋成为十三省结盟的头脑，在表面上与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足以妨害他跟陆荣廷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一点，徐树铮亦早就看穿了，成竹在胸，只需稍作个别的说服工作，很顺利地将张勋捧了出来，成为省区联合会的召集人——有人管这个组织叫“督军团”，名称比省区联合会来得响亮，很快地流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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