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
冯国璋一死，曹锟便成了直系的首领，于是久戍衡阳，与西南已通款曲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同属下三混成旅旅长，联名电请曹锟转呈当道，要求撤防北归。皖系得到秘密消息，吴佩孚已收受了西南所送的“开拔费”，总计毫洋六十万元，先送半数，到开拔时再送半数。事既如此，吴佩孚撤防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来，对皖系大为不利，因而压迫靳云鹏更换河南督军赵倜，代以段祺瑞的至亲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河南这个地盘在手里，可以阻遏西南方面进军。
但是，徐世昌只同意任命安福系的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拒绝了吴光新的新任命。因为赵倜是比较中立的，跟阎锡山一样，只求保持自己的地盘，可以成为南北之间军事方面的缓冲者。如果一换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湖北就处在夹缝中了。因为吴佩孚自衡阳撤防，仍处湘南，一向受两广支持的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必然麾军北上，接收第三师的防区，湖南督军张敬尧必非敌手。这一来南北隔着湖北而成为对峙之势，吴光新如借道湖北攻湘，就会替河南带来战祸。
徐世昌虽是天津人，却久居卫辉，在那里有住宅、有田产，且在苏门山中筑有避暑的别墅，所以已视河南为故乡，自然不愿桑梓蒙受战火，所以坚拒更换豫督的任命。
这一来靳云鹏无法对“老师”交代，只好请辞。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安福系则决定倒阁，仿照日本军部杯葛首相的办法，不出席阁议。靳内阁中有安福系所推荐的三总长：财政李思浩、交通曾云霈、司法朱深，在三月三日的阁议缺席，第二天递上辞呈。而且安福系表示，靳云鹏辞职后，可以同意徐世昌一度提议过的，他的同年周树模组阁，并照日本组阁的惯例，推荐徐树铮出任陆军总长。
哪知曹锟为了分化皖系，决定支持靳云鹏，跟张作霖亦取得协议。及至听说徐树铮要入阁，更加强了支持靳云鹏的决心。有此有力的奥援，靳云鹏亦就不管“老师”了，就在李、曾、朱的辞呈送到时，他突然到国务院办公，宣布打消辞意。
这一来安福系倒阁的行动，形成僵化，于是张作霖派人劝段祺瑞让步。其实河南督军赵倜，本来是守中立的，看皖系要取而代之，一气之下，倒向直系，公开通电，反对皖系所主张的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同时在河南调兵增防，准备反抗吴光新武力接收。见此光景，段祺瑞只得撤回更换豫督的要求，安福系三总长亦收回了辞呈，倒阁风潮表面算是平息了。
但直、皖两系的裂痕，已无法弥补。直系积极联络张作霖，预备打倒安福系及徐树铮，所以曹锟在保定召集八省同盟会议。八省是东北的奉、吉、黑，长江三督的地盘，加上赵倜与曹锟自己，秘密做成以强硬手段解散安福俱乐部及拥靳但不反段的决议。
见此光景，靳云鹏大伤脑筋。他在实际上早已背叛师门，投向直系，但表面上还算是段祺瑞的人。一旦直、皖开战，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能不预先做个姿态，因而在四月初请假，意思是局势继续恶化他就只好辞职了。
其时段祺瑞负气，迁居南苑的团河，一面准备跟直系开战，一面仍旧要求政府责成曹锟禁止吴佩孚撤防。但曹锟是一味敷衍，吴佩孚目空一切，更不会重视徐世昌的命令，按照预定日程，由水陆两路撤军北归。他自己由水路自衡阳启程，经株洲、湘潭到长沙，沿途接受地方士绅欢迎、欢宴、欢送。这样一路到了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招待尽礼，奉送军饷六十万元。吴佩孚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五古，题为《回防途次》：
行行重行行，日归复日归。
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
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霏霏。
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
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
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
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
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
春满潇湘路，杨柳同依依。
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
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
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
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
军中名将在，江上昔人非。
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机。
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
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
丈夫贵兼济，功德及巍巍。
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
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
春日雁北归，万里动芳徽。
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
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
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这首诗传到段祺瑞手里，一看“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勃然大怒。恰好曹汝霖去看他，便劝他不必生气。
“吴子玉自命儒将，其实不通，这首诗乱七八糟，不知说的什么。一会儿写景，一会儿抒抱负，与触景生情，全不相干。既自命‘名将’，又要‘兼济’，成就一番‘巍巍功德’的相业；一会儿‘止戈以为武’主张和平，一会儿又说‘同仇复同仇’，自励敌忾之志。撤防而用祖逖击楫渡江的典故，情事全不相类。‘何日摧狂虏’亦不知指的是谁。”
听得这一说，段祺瑞的气略微平了些。“吴某人撤防，不遵命令，擅自行动；徐又铮收复库伦，外蒙撤治，重归版图，贤愚不肖，大不相同。现在直、奉两方面，都视又铮为眼中钉，天下还有公道是非吗？”
曹汝霖没有搭腔。因为徐树铮筹边，其志可嘉，手段上操之过急，很可能留下了隐患。同时，这也不是徐树铮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段祺瑞对徐树铮近乎“溺爱”，见事不明亦是必然之理。
“芝公，”曹汝霖是怕见战火，特来相劝，“曹仲珊、吴子玉实在也太难了。不过芝公总要以北洋团体为重，无论如何，相忍为国。一旦火并，不论胜败，外人看起来总是自相残杀，北洋团体是分裂定了。现在南北对峙，北洋再一分裂，又怎么要求南方讲和？”
段祺瑞不作声，是不接受但也不反驳的态度。于是曹汝霖再鼓余勇，慷慨陈词。
“现在民穷财尽，我以局外人，不免抱杞人之忧。芝公是北洋元老，对曹仲珊总还有交情在；至于吴子玉是后辈，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他有轨外行动，你以元老资格，无论用什么方法制裁都可以，就是不能兵戎相见。北洋团体如果由你手里毁掉，这件事是交代不过去。”
“毁北洋团体的不是我，”段祺瑞愤愤然，“润田，你还不明了内容，吴佩孚自通电言和，擅自撤兵，早已目无中央，纲纪荡然。而且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哪里还像军人？曹仲珊庸才，受吴利用，逼我太甚；如今竟挟制东海，下令免徐又铮的职。又铮何负于国？东海只图两面讨好，受曹仲珊的挟制，于国事有害无益。”他停了一下，态度更显得坚持了：“我已忍了好多时候了。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让步，人家进步，逼到我忍无可忍，只好直道而行。是非功罪，我一身承当，决不逃避。”
其时张敬尧不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鲁涤平，节节败退，自长沙逃向兵州，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也算是段祺瑞的部下，恰好给了直系渲染的资料。因此，直皖之战，虽还在密云不雨的酝酿时期，但舆论已经做出判断，同时也是希望，皖系必败。
皖系自认为是有把握的。段祺瑞亦是如此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知道，尤其是徐树铮与段芝贵，新型大炮的威力有多大，步枪的射程胜过对方几许，重机枪的威力可以发生怎样的作用，经过演习，曾有纪录。直系仅靠第三师吴佩孚，何足为惧。
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