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便批评北洋军人，一个个有褒有贬，曹锟、段芝贵、靳云鹏之流，自然只有唯唯称是。
这顿饭吃得大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饭罢客散，段祺瑞已得到通知，请他留下来，徐世昌预备当天晚上进行调停工作。
在小客厅中，只有徐、黎、段三人密谈。府院之争的焦点在孙洪伊。徐世昌提出一个顾到双方面子的折中办法，将孙洪伊调闲，改任农会总长，徐树铮让出秘书长，专任陆军总长。
黎元洪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段祺瑞觉得有些委屈，不过他是听了徐树铮的话来的：“不管菊老说什么，都答应下来，不能扫他的面子。有话事后再说。菊老还能膀子往外弯吗？”因此，段祺瑞表示，尊重徐世昌的决定。
这在表面上算是圆满解决了。偌大一场纠纷，不想三言五语，便已化解，黎元洪觉得面子很足，十分高兴。但徐世昌心里有数，等到跟段祺瑞单独见了面，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说。此时认为解决，言之甚早。
因此，他预留余地，问黎元洪说：“事缓则圆，今天虽已有了结论，考虑尚欠周详，咱们各人搁在心里，暂不宣布，如果发现什么窒碍，还来得及改正。如果考虑下来，觉得很妥当，仍照原议，也让大家知道，咱们是慎重将事，并非草草了事，岂不是更好？”
“菊老说得是！”黎元洪说，“不过也不宜拖得太久，是不是要定一个限期？”
“以二十四小时为限好了。明天晚上九点钟，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后天正式发布命令。”
“芝泉，”黎元洪的神态很亲切了，“你看如何？就照菊老的意思办吧！”
“是。就这么办。”段祺瑞转脸说道，“菊老今天累了，请早点休息，明天中午，北洋同人想公请菊老吃顿饭，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可以。”
“那么明天上午十一点派车来接。”
“早一点好了。”徐世昌说，“明天上午我想去看看几个老朋友。”
“那，明天一早，我就派人过来侍候。”段祺瑞回脸来又说，“明天中午，不知道大总统能不能赏光？”
“谢谢啰！你们北洋团体的恳亲会，夹我一个外人算什么？”
宴会设在段祺瑞的私邸，一共只有一桌人，主客以外，都是北洋要角，但关起门来密谈的，只有段祺瑞、王士珍与徐世昌三人。
“姓孙的居心险恶，华甫已受了他的蛊惑。本来同是北洋，大家都是项城跟菊老熏陶出来的，将来谁来主持局面，都是一样的。不过，姓孙的另有阴谋，极力替华甫在拉拢西南方面。这就太对不起死者了。”
华甫是冯国璋的号。徐世昌本来因为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所表现的态度，有自外于北洋的模样，颇表不满；如今听他跟西南方面有关系，益觉可恶。尤其是段祺瑞那句“太对不起死者”，颇能打动徐世昌，袁世凯就是因为西南跟他作对，方始送了老命。冯国璋现在居然与敌为友，这简直是叛逆的行径！
不过，这件事出入很大，他不能不慎重，便即问道：“华甫跟西南勾结，有没有证据呢？”
“选举副总统的结果，就是证据。华甫的票最多，其次是陆干卿，未来的安排是，冯正陆副，趋势很清楚的。”
“谁来安排？”
“还不是姓孙的。”段祺瑞又说，“北洋团体迟早毁在此人手里。”
“可恶！”徐世昌沉吟了一会儿说，“去此人本来不难，不过我的处境比较为难。”
“菊老有什么为难，尽管说，大伙儿来想办法。”王士珍说，“北洋团体，决不能因为项城去世而散掉。”
这意味着只要徐世昌是为了北洋，大家愿为他分忧分劳，也就是隐隐奉之为北洋领袖之意。这在徐世昌，当然是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同时也觉得应该负起驱除“北洋之敌”的责任来。转念及此，原来尚在考虑的一个念头，立即变成决定要达成的目标了。
话仍旧要归结到处境上，“我是应邀来做调人的，未便过于左右袒。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他，我可以请黄陂下免职令，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表示，外头才不会说闲话。”
“这是又铮的问题。”王士珍问，“芝泉是怎么个意思，请当着菊老说一句。”
“好办！我让他辞职好了。”
徐世昌点点头。“我也赞成又铮辞职。”他说，“好些是非是他惹出来的。”
“不过又铮虽然辞职，继任人选，还是得好好研究。如果再起摩擦，请菊老来做二次调停，就没有意思了。”
“当然。只要黄陂不掣肘，我绝没有跟他为难的意思。又铮走了，谁来接他，我毫无意见，菊老跟聘卿如果有人，不妨提出来。”
“如今目标既是孙伯兰这一系，那么黄陂这方面的人宜乎拉拢。”徐世昌紧接着又说，“我听说张乾若虽然不安于位，大体上还能顾到双方的立场。芝泉，你索性卖个交情给黄陂，跟他要张乾若。”
“菊老这一着很高，我完全同意。”段祺瑞说，“现在要研究进行的步骤了。”
当下决定，分头进行，一方面由徐世昌跟黎元洪去谈孙、徐并去的办法，一方面由段祺瑞征得张国淦的同意后，再向黎元洪正式提出。
于是这天晚上，到了所谓“二十四小时限期”的九点钟，黎元洪来访徐世昌，探询考虑结果，徐世昌表示，孙洪伊调农商，徐树铮由秘书长调任原由段祺瑞自兼的陆军总长，两人仍在内阁。阁议中，秘书长无发言权，徐树铮多少还有点顾忌；如果一调陆长，虽然职掌跟农商部绝少关联，但阁员在阁议中，对任何问题皆可发言，那一来冲突反倒更厉害了。
“我承大总统不弃，让我来做调人，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是道理。一时苟安，留下后患，这种事，我是决不做的。”
“不错，不错！菊老顾虑得很周到。想来长治久安之策，一定也是胸有成竹了。”
“徐又铮好事，我已经劝芝泉，不必留他在内阁。可是徐去孙留，又怎么说呢？”
“原是劝孙伯兰辞职，再劝他一劝。”
“如果他坚持原来的立场呢？免职可，辞职则不可！大总统又如之奈何？”
“那就免他的职。请芝泉送‘府稿’来，我画‘行’就是。”
“好！就这么说。”
接着谈起谁来接替徐树铮。徐世昌料想张国淦绝无不愿之理，也就将内定的人选公开了。黎元洪对这一点非常满意，认为徐世昌确是助他在设法谋长治久安，因而唯命是从，在第二天就发布了将孙洪伊免职，及准徐树铮辞职的命令。
这个变化，震撼了北京的政治圈。为徐世昌始料所不及的是，为他凭空增添了几许声望，因为大家认为这一处置是“各打手心二十板”，正是“东海相国”能使黎、段俯首听命的明证。
在韬园派，尤其是孙洪伊，对徐世昌自然恨之入骨。但徐世昌是在野之身，对他无可如何，报复的对象，唯有施之于权力所及的内阁。孙洪伊集合了本系的力量，拉拢亲冯国璋或反段祺瑞的派系，结成一条专门杯葛内阁的阵线，以致出缺的内务总长，始终补不上人。内阁请求行使同意权，提一个否决一个。到最后，不得不以教育总长范源濂暂代。
这些纠纷，与徐世昌无关，他的调停任务已经终了，为实践自己的诺言，向居停告辞，遄返辉县。但北洋不放他；黎元洪更不放他，怕北洋还会捣乱，便可就近将他搬出来作挡箭牌。
商恳再三，出京还是要出京，不过移住天津。在他动身离京的第二天，“小朝廷”的内务大臣世续也到了天津。
“大哥，”世续开门见山地问说，“请皇上复位这件大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这又何消问得？”
“是的。我也知道大哥一片赤忱，都在皇上身上。不过，事机急迫，再不着手，就要落在人家后面了。”
徐世昌心里清楚，这“人家”就是指张勋，当即问道：“怎么？绍轩那方面有什么消息？”
“绍轩派万公雨来跟我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了，要我赶快预备，机会一到，立刻动手。”世续紧接着又说，“张绍轩到底是武人，资望也不够，由他来发动，号召得动或不动，大成疑问。”
“噢，”徐世昌很沉着地问，“他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证据呢？”
“据万公雨说，日本参谋本部次官田中义一在徐州，跟张绍轩见过面，当面表示过的。”
“这看来倒不假。”徐世昌说，“能不能找万公来谈一谈？”
于是世续随即挂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派他“内务府”的司官，到北京饭店找到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公雨，立即陪着到天津来。
据万绳栻说，日本完全赞同复辟，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日本立刻就会承认。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但徐世昌听来，是有漏洞的。
最明显的一点是，日本军部支持中国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做政治活动，通常是用军火或金钱，不会涉及承认问题，因为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是外务省的事。
等万绳栻辞去以后，徐世昌将他的疑问率直为世续细道，世续立刻便有明白的回答，他说：“大哥说得不错，外交承认，不干军人的事。不过，田中义一说，只要军部表示承认哪一方面，他们的外务省自然会跟着军部走。”
“那就是了。”徐世昌依然从容不迫，“不过，事情是要越稳当越好，不能操之过急，项城的前车可鉴。请你回去跟王爷说，这件事，我马上就会进行。不过如何进行，一时还说不上来，我得找人商量。反正一个字：‘稳’。总是朝稳当的路子上去走。”
“是，是！”世续连连点头，“只要稳当，有利无害，陈师傅一定也赞成的。”
陈师傅是指陈宝琛，他字伯潜，别号弢庵。徐世昌便问：“这件事陈弢庵知道不知道？”
“还不知道。”
“暂时先别跟他提。”
“我明白。”世续又问，“据张绍轩说，徐州会议，十三省督军都签了名，赞成复辟。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听见这话。不过，”徐世昌略微沉吟了一下，喊着世续的别号，低声说道，“伯轩，我跟你老实说吧，绍轩人缘也不见得怎么好。北洋一系的人，未见得个个听他的。”
“督军团”中，自以北洋为重镇，北洋军人不听张勋的话，听谁的呢？言外之意，非常明白，徐世昌是暗示唯有他才是北洋的领袖。
“是啊！”世续心里雪亮，“像这一次黎、段之争，若非大哥进京，谁也调停不下来。”
徐世昌矜持地微笑着，送走世续，随即派人打听，知道田中义一已由徐州到了北京，即将正在天津闲住的曹汝霖约了来，把世续来访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拜托他一件事，请他进京去看田中义一，当面问一问，他是不是跟张勋说过那些话。
“润田，”他说，“张绍轩言大而夸，我实在不大相信。不过，日本方面的态度，确是很要紧。我想请你费心，跟田中好好谈一谈。不光是他对张绍轩的态度，还要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曹汝霖点点头，默喻于心，所谓“这件事”是指复辟，这与对张勋是否支持，应该是两回事。徐世昌认为必须基本上日本赞成复辟，方有可为。至于对张勋的态度，亦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对张勋个人的支持，不论他干什么，都愿意加以援助；一方面是因为张勋搞复辟始予以支持，这当然也是不同的。
于是曹汝霖悄悄进京，一下车便到日本公使馆，告诉专门负责接待中国重要访客的书记官山本，他想要见面的，不是公使，而是田中参谋次官。
“田中次官，恰好出去了。”山本问说，“曹先生要不要看公使？”
曹汝霖因为不明了田中与张勋的谈话，是否已告诉了他们的公使林权助，见了面不便贸然探问；而林权助问起来意，亦很难回答，因而起身说道：“不必麻烦林公使了，我先回舍间。等田中次官回馆，请他给我一个电话。”
说完，留下一张名片，扬长而去。哪知刚要上汽车，山本追了出来，说林权助请曹汝霖暂且留步，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
于是曹汝霖去而复回，在公使办公室刚刚坐定，林权助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曹先生是不是为了田中次官与徐州张将军的事而来的？”
既然林权助已经猜到，也就不必再瞒。曹汝霖答一声：“正是！我是受徐老先生的委托，想来了解此事的究竟。”
“田中次官现在赴约去了。我以公使资格代表他答复，请你转告徐老先生，日本决不赞成张将军复辟。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跟张将军会晤，支持他复辟的谣言。田中次官怕引起误会，今天已派小村通译官，专程到徐州，向张将军说明，澄清谣言。曹先生不妨就拿我这番话，回复徐老先生。”
林权助说这些话时，神态非常严肃。曹汝霖是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察言观色，看出了底蕴。田中跟张勋之间，必有文章。但林权助站在日本政府立场，怕田中与张勋私人间的协议会引起外交纠纷，特别是怕英国提出质问，所以派小村通译官到徐州去解释“误会”。
当下不再多说，告辞而归。由于这不是很紧急的事，曹汝霖决定在北京陪陪白发双亲，多住几天，再回天津去向徐世昌复命。不道有天傍晚，段祺瑞的副官打电话给曹汝霖，说“总理请曹‘总长’过来谈谈”。
“你怎么把张绍轩给得罪了！此人不可理喻，润田兄，请你不可大意。”
看段祺瑞是相当诚恳的警告，曹汝霖大为诧异。“我跟张绍轩河水不犯井水，”他说，“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干什么？”
“你没有在林权助那里说他什么？”
“没有啊！我是东海派我去问田中——”曹汝霖将日本使馆之行的经过，据实告诉了段祺瑞。
“原来张绍轩误会了！”
段祺瑞说，他接到的报告是：张勋在接见了小村通译官以后，对人表示：“田中明明赞成复辟，曹润田竟到林权助那里去捣鬼，想破坏我的大计。这小子可恶极了，我非揍他不可！”
“这不是冤哉枉也的事！”曹汝霖说，“总理既然已经了解真相，请替我解释。”
“张绍轩的事很难办，尤其是复辟这件事，我更不便有所表示。反正是菊老托你的，他应该替你化解。至于张绍轩动武，我想还不至于，有我在这里，他也不敢放肆。就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中，给你来个难堪，那倒不可不防。”
“这倒没有关系。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机会，微而又微。”曹汝霖预备告辞了，“多承总理关照，谢谢，谢谢！”
“小事，小事！润田兄，我留你便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你好好讨教。”
偌大饭厅中，只得宾主二人。段祺瑞自奉颇为俭约，而且念经吃素，款客是一个火腿炖肥鸡的一品锅。宾主二人，荤素各适，边饮边谈，很快地谈到了段祺瑞的“重要问题”。
“润田兄，你看参战问题，有什么意见？”
所谓“参战问题”，是指中国参加欧战。段祺瑞对此事非常热心，因为欧战发生已经三年，德国的败象毕露，及时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将来可以参加和会，分享胜利果实。但反对的亦很多，黎元洪即不赞成，主张严守中立。外交总长伍廷芳，则是折中派，主张对德绝交，不主张参战。国会议员，对此事亦是意见分歧，而且还夹杂着意气，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为了研究参战的利害得失，段祺瑞还特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专司其事，由在袁世凯快垮台时辞职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会长，曹汝霖亦是委员之一。在这个委员会中，大都是赞成参战的，而且还做成了一份“议决书”，提供政府参考。
因此，曹汝霖答说：“我的意见，都说在议决书里面了。我以为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协约国胜利了，中国仍旧得不到好处。”
“阁员大部分不主张参战，是受了黄陂跟国会的影响。我奇怪的是伍秩庸是老外交家，经验丰富，何以他亦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不主张参战？”
“伍秩庸恐怕是受了美国的影响。”曹汝霖答说，“美国在传统上，不先挑战的，但美国实际上倾全力援助英国，我看迟早亦会参战。”
“又铮亦不主张加入，他以为德国兵强械利，绝不会败，中国应该慎重观望。”
好大喜功、喜出奇计的徐树铮居然亦不主张参战，这却是颇出曹汝霖意外的。不过，曹汝霖认为徐树铮的看法并不正确，当即为段祺瑞作了一番交战双方国力的分析。
他说，现代战争不是单靠兵力，还要配合国力。德国国力可敌英国，但美国一加入，德国的力量就差得太远了。而况英国的海军，不可轻视，德国如不能渡过英伦海峡，英国守住本土，长期坚持，有美国的不断援助，虽有消耗，得以补充，这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接着，曹汝霖不脱亲日派的本色，以日本加入协约国为论证的基础，说日本对于国际情势，颇有研究，若非看出德国必将战败，不会贸然参战。
“日本在协约国胜了以后，在和会的发言权，自然更大。可是，”段祺瑞问说，“总不能在和会中侵犯中国的利益吧？”
“总理指的是哪方面？”
“譬如青岛的问题。”
“提起青岛，中国更应该参战。胶州湾租借可以在德国战败后收回。否则，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是件很麻烦的事。”
“对！”段祺瑞神情矍然，但很快地又转为忧虑，“南北分立，对德问题意见不一，内部尚且不团结，何能一致对外。”
“我的看法不然。参战以后，民气一振，或者反可借此团结一致，亦未可知。”曹汝霖又说，“像美国，平时尽管党争甚烈，但遇到国际上重大事件，政府作了决定，反对党是一定支持的。”
“人家是美国；我们是有三个人在一起，就要分成两派的中国。”段祺瑞苦笑着说。
“总理不要气馁！”曹汝霖依旧替他打气，“外交政策是政府的事，应该由总理负责进行，大总统不应该干涉。至于国会方面，像这样的事，不牵涉到个人的权势进退，总比较好解决。”
段祺瑞深深点头，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的见解很高明，不过参战军尚未练成，以何参战？大成问题。”
“这也没有大关系，用物资支援，亦是一样的。况且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不是正式派遣，总是华工，好当工兵运用，就是参战的资本。”
“你说得对！吾意已决。”段祺瑞的语气非常坚定，“润田，一旦参战，不能不先筹必要的费用。这方面，将来还要请你多费心。”
“总理的意思是，”曹汝霖很谨慎地试探，“要向日本借款？”
“是的。我想请你现在就作一试探。”
“现在还不是时候。”曹汝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对日外交，似乎以谈复辟为主，我劝总理静以观变。”
“说得不错。我现在全力进行对德宣战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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