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同、光以来，诗坛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诗坛的领袖在名义上是陈宝琛，而实际上能各张一军、开宗立派的，江西是陈三立，福建是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年不同榜，他们都是光绪八年的举人。其时“清流”的势力正盛，“翰林四谏”之二的陈宝琛与宗室宝廷，分别放了江西与福建的主考。陈宝琛在江西中了个得意门生，便是陈三立，他是江西义宁人。义宁在宋朝名为分宁，出了一个大诗人，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个陈三立，直承山谷而为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宁，而且陈宝琛在清末的诗名，恰如北宋的苏东坡。师弟擅诗，后先辉映，并足千古。
宝廷跟郑孝胥的关系更不同了。郑孝胥是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视宝廷为恩师。可惜其时清流盛极而衰，宝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兹多口”，清流被祸不远，因而见机勇退。但方当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没有“告终养”那一套可以退隐林下的办法，只好采了个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艳传人口的风流公案。
原来其时由京师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条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换船，循富春江入闽。这些船不知缘何叫作“江山船”，船户一共九姓，据说是元末陈友谅部属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为报复陈友谅的对抗，限制这九姓不得陆居，世世以操船为业，五百年来一直是受歧视的“贱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会浮起风光旖旎的感觉，因为船户亦是男主外，女主内，舱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为“桐严嫂”，桐是桐庐，严是严州，此富春江上的两州县，是江山船的大本营——数典忘祖，桐严谐音为同年，“桐严嫂”一变而为“同年嫂”了。
其中有个“同年嫂”，身材袅娜，皮肤极白，为这位满洲大名士的宝竹坡——宝廷惊为天人。其实她是个白麻子，不过宝竹坡是深度近视眼，只见其白，不见其麻，但觉雾里看花，风情万种，尤其是背着灯罗襦初解，真个是销魂。无奈欢娱日短，到得水口镇起旱时，不能携入闱中，只得订下后约，待试事已毕，仍是原船来接。到了杭州，索性换船不换人，纳此同年嫂为妾，双载北归。这是官常所不许的事，便有人想借题发挥，作为攻清流的借口。宝竹坡见机，借个名目上奏，却加了一个“自劾”的“附片”，说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两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买一妾，自请议处，结果革职。当时李慈铭作了一首律诗笑他，其中有一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传遐迩。
老师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郑孝胥四赴会试不第。他本是个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虚名。其时终南的捷径是走“洋务”这条路子。郑孝胥在光绪十七年，奉派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不久升为总领事，由东京、大阪而调至华侨最多的神户，直到甲午战起，方随公使下旗归国。
这时的郑孝胥，已是三品道员的身份了，一任广西龙州督办，升为监司，陈藩开臬，眼看将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入民国后，郑孝胥也在上海做遗老，虽是举人出身，但乡榜既早，又以诗名盖世，所以杂在那班“中堂”“制军”之中，毫不逊色。他又写得一笔出入苏黄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头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写字，写完为止。润格不低，收入可观，徜徉北里，征色选歌，日子过得很潇洒，也很舒服。
不过他毕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觉有满腹经纶，不甘寂寞，看军阀越来越不成话，而溥仪已及成年，应该可有一番作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过外交官，在龙州督办任内，对法国及安南的关系，亦颇了解，见识自远比那班旗人及视洋人为“夷狄”的师傅们，来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赏，所以常在溥仪面前荐贤。
在大婚以后四个月，溥仪第一次召见郑孝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慷慨激昂，甚至泪下，一片“忠爱”之气，让溥仪大为感动。他的那套主张策动列强“共管”，来共同保护“大清天下”的理论，更使得溥仪怦然心动。因此在这一番倾谈之后，溥仪开了一个“祖宗”以来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郑孝胥为“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这才识得“老鼠”“蝗虫”的厉害，不敢再谈什么“辟”与“驱”了。相反，还来了个“文明”招数，每个星期天，召集下级官员座谈，虚怀若谷地愿纳忠言。
于是有个司员想出来狠毒的一着，替郑孝胥跟太监“拴对儿”。其时太监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还有一百多人，而且依旧对溥仪很有影响力。如果让太监们痛恨郑孝胥，早早晚晚说他的坏话，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宠。
“大人！”那司员站起身说道，“司官有个条陈，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头不断，甚至一天两三处，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寿，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开来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饽饽桌子’，还有水果。这笔花费很大。反正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样也很庄重。”
郑孝胥一听，这个主意好极！不但可以节省大笔经费，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气冲天——祭祀用的饽饽、“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归太监所有，吃不了拿来制酱，酱缸摆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晒得浊气上冲霄汉，人人掩鼻而过。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郑孝胥立即下令执行，而且还去嘉奖了那个司员。
这一来宫内的太监，无不将郑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断人财路，当心脑袋。同时，被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你如敢到颐和园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监们玩的把戏，也知道那班生理残缺的人的特性是“专门在暗地里使坏，绝不敢明目张胆有所动作”，所以还是坦然骑马去上了任。当然，郑孝胥亦不致为恐吓信所遏阻。
于是，有个“高人”，想出来一记绝着，策动国会议员，酝酿提出议案，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极多极充分，但最要紧的只有一条，说复辟祸首的张勋，原为国民公敌，去世以后，居然由溥仪赐“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汉人郑孝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仍视汉人为“包衣”。
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尽管郑孝胥对溥仪的自称，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汉人管内务府，难逃蔑视汉族之嫌。这件事说起来确是很严重的。
报纸一登这个消息，引起了一连串揭发内务府黑幕的新闻，和攻击清室的议论。
首先被攻击的是溥仪的岳父荣源，被派为内务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应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担当了一个好差使，经手办理抵押贷款。
名为抵押贷款，但因只借不还，抵押品没收，所以实际上等于买卖，这里面就有很多好处了。荣源经手的这笔贷款，对手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开的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册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宝、金册，以及其他金器、宝石、珍珠，总值超过借款好几倍。
第二个被攻击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罗振玉。此人剽窃攘夺他的儿女亲家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甲骨文专家”，实为搞钱的专家，特长是将书香化为铜臭。当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经常上条陈，以及“打小报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奋勇，清点故宫书画，逐件盖上“宣统御览之宝”。这一点搅得满城风雨，但事无佐证，不知真假，最后终于露了马脚，早成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只见著录，到底是什么样子，绝少人有此一见的眼福，但琉璃厂居然发现了这一鼎一盘的拓片。追究来源，便是罗振玉假公济私。
第三个是佟济煦，利用“内务府堂郎中”这个职位的方便，公然带了技师进宫，将宫中的藏画精品照相，用珂罗版印成画集，跟毛公鼎、散氏盘的拓片一样，卖得了极好的价钱。
第四个便是郑孝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居间促成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内务府筹得了一笔正当收入。但结果是文渊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在启运到上海时，为步军统领王怀庆根据内政部所颁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载沣第二天“上门”，结结巴巴地表示，郑孝胥的办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都不满意，以后各事难办，关系甚大。
这是暗示应该撤换郑孝胥，而溥仪没有听懂。这一来，原来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闻。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再让郑孝胥这样胡闹，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没法子帮忙了。”
一听这话，溥仪开始着急，“怎么办呢？”他问。
“皇上圣明。”
这是宫中习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请“皇上”做断然处置，但却不便出口，一则是表示生杀黜陟大权，操之于上，不敢擅请；再则是不愿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仪当然懂这句话，但当初赋予郑孝胥改革内务府的全权，如今成效未见，却又降“朱谕”拿他调差，出尔反尔，问心有愧，因而大感为难。
“你先下去，”溥仪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郑孝胥听得风声，自己识趣，上了个“奏请开去差事”的折子，解决了溥仪的难题。他原来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时仍回懋勤殿，与罗振玉同事。
这一来，“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郑孝胥经常“进讲”时事，溥仪此时觉得最有趣的话题是，曹锟的“逼宫”和贿选。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动张绍曾内阁的总辞，他自道总辞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谓“二高”中的一高是曾为张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为曹锟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数他的资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总参谋长”。
另一高不是一个人，是指一个问题，所谓“最高问题”，也就是下一任的大总统。高凌蔚的办法很绝，当张绍曾谢绝黎元洪的挽留，“隐居”天津时，派他的姓张的秘书长回京办理未了事件，同时关照办好一道继任人选的命令，只留姓名空着不填，等黎元洪决定提名何人组阁时，只要填上名字，便可发布。哪知高凌蔚叮嘱张秘书长将空白命令扣了下来，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无法直接以府令发布继任人选，因为没有原任国务总理张绍曾的副署，大总统的命令不生效力。
这一来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内务总长摄行总理职务。紧接着便“导演”了一出“逼宫”的闹剧，指使驻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以及王怀庆，还有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单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见大总统。
黎元洪得报大怒，厉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齐声同答。然后由一个上校阶级的代表发言：“军饷无着，内阁无人，转眼端阳到了，欠饷何以过节？特为来求见大总统，请大总统做主。”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黎元洪答应在端午前两天筹发军饷，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召开“国民大会”，主席是在天桥摆测字摊的叶铁口。
吃这行饭的人，卖的就是一张嘴，长于口才，自不待言，但却没有“江湖诀”。他说：“这一次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推源论始，黎大总统不能辞其咎。黎黄陂这一次复职，本来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但恋栈不退，而且制造政潮，破坏法纪，引起政治上、社会上极大的不安。我们为了救国，不得不请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让贤路。今天来参加的各位，都出于爱国保民之一念，请大家踊跃发言，同抒卓见，以救危亡。”
措辞雅驯，比国会议员的演讲，毫不逊色。接着登台的就逊色得多了，有的发牢骚，词不达意；有的信口开河，不知所云。乱哄哄一阵过后，叶铁口将印好的驱逐黎元洪的“公民团通电”宣读了一遍，一哄而散。
这种闹剧，袁世凯、段祺瑞都搞过，大家不过当作看热闹，没有什么影响。但紧接着出现的一种情况，可就严重了！
这是在内阁总辞的第三天，北京城内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问才知道是全体罢岗。警察不站岗，首先是交通发生问题，前门为各种车辆所阻塞，内外断绝，怨声载道。
这件事是由王怀庆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丧失同情，赶紧想办法补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队，维持秩序，一面请冯玉祥与他联名致函国会及外交团，说一定尊重国会，保护外人，这两件事由他们两人负责。
晚报上登了这个消息，读者大哗。有个宦游北方的老者，火气特别大，冒用达官的名义，找“王司令”讲话。等接通了，他老气横秋地问：“你是王怀庆吗？”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问清楚了是王怀庆本人，此公便开骂了：“你姓王，简直是王八蛋！外国人要保护，中国人就不该保护吗？国会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吗？你跟冯玉祥这两个混账东西，简直不是人养的！你不必问我是谁，反正见了面你得给我磕头。闲话少说，限你一个钟头之内复岗，不然，看我不找上门来，拿拐棍打你这个狗头。”骂完了，哈哈大笑，连声又说：“痛快、痛快！”
王怀庆吃了这个闷亏，将脸都气白了，打电话到“东局”问是哪里来的电话，却又碰了个钉子，说“没法儿查”。
这时候电话倒又响了，是冯玉祥的声音，喊着他的别号说：“懋宣，复岗吧！再不复岗，还得挨骂。”又说：“老百姓骂得对，骂得好，我们不能净保护洋人，赶快复岗，赶快复岗！”
接下来，外交部来了电话，说使馆区的外交团及洋人，纷纷来电抗议，如果这种情形再坚持下去，将会造成国际上的笑话，丢脸的是全体中国人。
这几句话，不足以威胁王怀庆，但下面还有一段就严重了。“有个外国人，是好事之徒。他说，谁不知道，中国的将军，个个是大富翁？军警因为欠饷罢岗，那是中国政府太穷，国际上原谅的。但中国的将军穷奢极侈，让他的部下挨饿，这件事太说不过去。他准备告诉外国通信社，发电报出去，公布中国的将军的财产。”那人又说，“名单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帅，第二位是曹四爷。那一来——”
“老兄、老兄！”王怀庆急急打断他的话，“请你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实在情非得已，我们倒不是为了洋人抗议，自己的百姓要照顾到。准定晚上七点钟复岗。”
这一场风波，本来可以闹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变应万变，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险为夷。但这种占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让他很头痛。
下一天仍旧是王怀庆发动的“军警官佐索薪团”，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开到东厂胡同，要求见大总统。
黎大总统当然不肯出面，派侍卫武官长荫昌代见。他说：“各位的来意，大总统已经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过现在正在组阁，在没有组成以前，薪饷无从发放。请各位暂且忍耐。”
“我们可以忍耐，枵腹从公，无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债主在家坐索。”那个代表用极坚决的语气说，“无论如何，要请大总统体恤下情，否则，我们亦只有在大总统官邸坐等了。”
荫昌只有软语商量，又请援兵，但王怀庆、薛之珩等人连电话都不肯接。这样僵持到晚，荫昌说得舌敝唇焦，索薪团方始暂时退出。说明天一早再来。
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设法脱困。但王怀庆已算到这一着，以保护为名，另外派军警守卫，而且剪断电话线，堵塞自来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团”又出花样了。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门出发游行，手里持着白布旗帜，上面写的是“财政无办法”“速即退位让贤”“总统不管市民”“百姓饿，总统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号喊到东厂胡同，要见大总统。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