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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内阁正式改组,张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旧交通系复起,周自齐、叶恭绰联翩入阁,一掌财政,一接交通。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要求交出“安福十祸首”。

使节团召集会议,决定各自答复。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询问曾否收留“祸首”?

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说是依照国际通例,予以政治庇护,随后又进一步声明,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

外交途径走不通了,靳云鹏决定抄“十祸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无所获。靳云鹏一不做,二不休,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设下一条毒计。

在日本兵营做客的“祸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充作点心。这天是梁鸿志先吃,一咬烧饼,舌头发麻,赶紧吐出来漱了口;再检查烧饼,里面有白色结晶物,找军医来检验,确定是砒霜。

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赶到前门一看,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

果然出花样了,证明段芝贵的警告,确有先见之明。经此刺激,大家都大骂靳云鹏,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非离开使馆区不可。

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请建川助他脱险。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这条计策,还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绝,只说:“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

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场,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余都是政党出身,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众的“过激思想”来对付军部,颇为见效。除了“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外,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陆军的气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特别告诫部下谨慎。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请问,”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密探,问小野寺,“这里面是什么?”

小野寺答话之前,先取一张名片递了过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计正”;第三行是“陆军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问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条筐说,“我到正金银行来领一笔现金。”

“是‘老头票’?”

“不光是钞票,还有金条。”小野寺说,“你问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要看一看?”

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麦斗!”说了这句请等一等的日本话,用中国话跟他的首脑商议。

“既然他愿意让咱们检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转脸说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请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小野寺转身望着天安门的方向,“风很大。卫兵所在哪里?”

“喏!”密探指着城门洞说,“那儿就是。”

“我们到那里去开箱子,免得西北风把钞票吹跑了,发生责任问题。”

密探觉得他这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当即译述给他的首脑听,并且加上自己的意见:“倘或他说检查以后,少了多少钱,要咱们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不上他的当,叫他走吧!别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请吧!”

于是小野寺大模大样地出了前门,直奔车站。时间是扣准了的,将柳条筐抬上火车,旋即开行,直抵天津,由老龙头车站转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轮船“花笑丸”,在船长室将柳条筐打开,徐树铮面无人色,双腿由于长时间蜷缩的缘故,已僵硬得无法动弹,按摩了好一阵,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个电报给镰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镰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嘱,谒见小幡,率直陈明经过。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电东京,请求指示处置方针,复电是应该照会中国政府。

于是小幡亲自拟了一个照会,译文是:

“为照会事:收容于本馆护卫队兵营之徐树铮氏,近来再三请求本公使,停止其保护,拟退出本公使馆,曾经本公使切促其反省。兹据护卫队长报告称:该氏于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确在兵营内,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见其形迹。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间,单身逃出该所无疑等语。本公使当日收容该氏,系基于国际之道义,并无他意。当日曾将收容该氏之事实,照会贵国政府在案。兹复将该氏逃出本馆之事实,照请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外交部据情转报,靳云鹏便下令大索。徐树铮的至亲好友,都受到骚扰,始终不能发现徐树铮的踪迹。卫戍司令王怀庆,只得自请处分。接着贴出布告,将捉拿徐树铮的赏格,由大洋五万元,提高至十万元。同时,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提出一件照会。

这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至于缉拿祸首,提高赏格,只博得了徐树铮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闭门大索宣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筑,沧波梦引海舟琴。

云天不尽缠绵意,敢负平生报国心。

虽为逋客,壮志犹存。徐树铮南下,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因为东南的局势,有了一番变化,在他看来是有机可乘。

变化是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的“自杀”。这个消息,震惊了北京。双十节那天,李纯大宴南京绅商各界,尽醉极欢,隔了两天,忽然自杀了!这不显得太过离奇?因此,靳云鹏特派他的亲信,就是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南下,调查内幕——果然有极深的内幕。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由小站淮军营官,当到新军第六镇协统,是吴禄贞的副手。吴禄贞被刺,李纯“扶正”。入民国后,镇改为师,李纯便是第六师师长。民国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进行五国大借款而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李纯领兵南下“平乱”。从此,李纯在北洋中归入冯国璋的系统,为“长江三督”的翘楚。

到得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不得不辞江苏督军,李纯便由江西调江苏,成为东南重镇。冯国璋一死,他隐然成为冯系的领导者,与曹锟有分庭抗礼之势。直皖战争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败,“安福”解散,论功行赏,李纯也升了官,接替倪嗣冲而为长江巡阅使,紧接着改称为苏皖赣巡阅使,职权与清朝的两江总督相仿。

其时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亦为徐世昌明令免除。冯系一向与西南接近,所以北方总代表改派李纯担任,事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复与随员们都是狐疑满腹,何思溥便即说道:“齐督军在签押房敬候次长,请!”

潘复看出事有蹊跷,齐燮元的话,看起来不宜令第三者与闻,当时便向随员使了个眼色,一个人去会齐燮元。

签押房中设着烟榻,齐燮元很客气地说:“次长请升炕。”

潘复正要过瘾,便道声“多谢”,在上首躺下;齐燮元隔着烟灯,躺在对面相陪。有个长身玉立的丫头,便端张小凳子,坐在烟榻前烧烟。潘复一面应酬主人,谈谈京中近况,一面抽烟,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云土”,瘾已过足,向主人说道:“你请吧!”

“谢谢!我跟此物无缘。”齐燮元接着便向丫头说,“你下去吧!不必在这里侍候。”

显然,一榻聚首,更无六耳,必是有极深的内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窝囊,”齐燮元说,“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俗语所说的糊涂鬼。”

“噢,流言一半证实了!果然不是自杀。”潘复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是让马弁打死的!”

潘复简直震惊了!一蹶而起,睁大着眼问:“是谋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谋逆。”齐燮元也坐了起来,低声说道,“帷薄不修,大损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从权处置。请潘次长格外体谅,为死者留个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办得到,我一定效力。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亦是多内宠之故。秀公有——”

李纯有五个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广田自荒,少不得有自愿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数数当值的一个宠妾,亦让马弁勾搭上了。

李纯宿有定处,愿召哪个姨太太侍寝,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决定,从无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间,不速而至。因此,偷欢的一妾一弁,胆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双十节大宴士绅的那夜,李纯醉中心血来潮,半夜里闯到宠妾那里去敲门。其时罗帐低垂,被翻红浪,两人一听是李纯的声音,只当他已得知秘密,特来捉奸,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李纯已醉得昏头昏脑,眼都不甚睁得开了。那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无事。只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开开门来,当胸一枪。李纯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阵,双腿一伸,人就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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