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兄，现在住哪里？我送你回家。”
“我无家可归了。”他低低地答说。
“噢——”刘伯守踌躇了一会儿说，“那么先到寒舍暂住一住再说。”
郑徽无力拒绝，让刘伯守找了辆车来，载着他回到布政坊刘家，被安置在他从前所住的那间屋子中。沐浴、更衣，喝了一盏热汤，精神稍微振作了些。
“郑兄什么事想不开，走上这条绝路？怎么又说无家可归？贵价呢？怎么不跟了出来？”
这一连串的发问，使得郑徽羞窘不堪。“一言难尽！”他断断续续地，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个大概。
刘伯守默然。他没有想到郑徽潦倒得如此！一时多事，把他救了回来，看起来会成为一个累赘。
到了晚上，此身不死，愤懑不除的郑徽，由于气恼、劳累，再加上绝食的缘故，恹恹成病，而且来势极凶，呓语不绝。
忠厚长者的刘宏藻远游齐鲁不在家，刘伯守一向是为德不卒的性格，一看郑徽病得如此，深悔多事，却又不能不替他医治，舍不得多花钱请名医，只在西市找个卖野药的走方郎中，胡乱弄些草药，煎好了，撬开郑徽的牙关灌了下去。这哪能医得好郑徽内郁外感、交相杀伐的重症？
一连三天，郑徽始终神志不清，面赤如火，内热烧得嘴唇都焦了。呓语的声音渐渐微弱，而呓语的内容始终未变，一直凄怨地喊着：“阿娃，阿娃，你真的有这么狠的心？你在哪里？在哪里？”
阿娃在哪里？在平康坊南面的宣阳坊。
那天在群贤坊得到李姥急病的消息，她由张二宝伴送着，一路急驰，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平康坊西门，便有李家的另一名工人喊住她说：“小娘子，你直接到宣阳坊去吧，姥姥在宣阳坊胡医生家。”
阿娃听说过，宣阳坊胡医生是治中风的高手，但是，“为什么不把胡医生请到家来呢？”
“胡医生把腿摔坏了，不能来，只好把姥姥抬了去请他治。”
“噢！”阿娃又问，“姥姥到底怎么样了？胡医生怎么说？”
“我怕小娘子回家扑个空，赶着守在这里，胡医生怎么说，我不知道，看样子还有救，你快去吧！”
阿娃不再多说，转马向南。她没有去过胡医生那里，只凭从人引路，曲曲折折来到一家人家，下马进门，身后黑油双扉，砰然一声被关上了。
穿过一条长长的夹弄，往左一转，豁然开朗，看到一个花木扶疏的院子。视线一扫，阿娃陡然变色，廊下一堆箱笼，她认得是郑徽的行李。
“姥姥呢？”她狐疑地问。
“阿娃，我在这里！”李姥笑嘻嘻从屋里走了出来。
阿娃大骇，然后是一阵血脉偾张，继以浑身抖颤，她完全明白了！
愤怒到了极点，反变得冷静，她退后一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姥姥，怎么回事？我要弄清楚，不弄清楚，我死在这里！”
“胡说！”李姥呵责着，“我还不是为你！你进来，我慢慢告诉你。”
“不！”她固执地，“我不进去，你现在就说！”
“这还用说吗？姓郑的赖着不肯走，那就只好我们娘儿俩躲开他了！”
阿娃原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要听李姥亲口说一句，同时她也打算好了，李姥的话一完，她飞快地转身，夺门便走。
李姥也是有布置的，夹弄口有三四个侍儿等着，一齐动身，抱腰的抱腰，拉手的拉手，不放她过去。
“让我走，让我走！”阿娃像疯了一样，乱打乱踢，侍儿们都不敢还手，拉拉扯扯，把她弄了进来。
阿娃被摆布得无计可施，心里既悲愤，又委屈，唯有付之于号啕大哭。
“乖，乖，阿娃！”李姥还像当年哄孩子似的，把她搂在怀里，跟她说好话，“阿娃从不哭的，是不是？”
这话提醒了阿娃，哭，一点用处都没有。她慢慢住了泪，寒着脸问道：“你们到底要拿他怎么样？”
“我也是一番好意。”李姥眼珠转了两下，慢条斯理地说，“他在这里，一辈子不会上进，要激他一激，才会发愤。这是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
“我不要听这些。”阿娃粗暴地打断了李姥的话，“我只问，把他这么一丢就算了吗？我们也得有点良心，人家可是风风光光到长安来的，不能把他弄得流落在异乡。姥姥，你这一世没有儿子，也得修修来世！”
这话说得太重了！姥姥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要想发作，却又不敢。阿娃看在眼里，狠一狠心不肯说句赔罪的话，而且心里有着一种报复的快意。
李姥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神态，“那也得看他自己。他要愿意回常州，自然送他盘缠，他要有办法，仍旧愿意住在长安，谁也禁止他不了。”李姥停了一下，又说：“我把一切都托了刘三姨，等她一来，就都知道了。”
“哼！”阿娃冷笑道，“刘三姨什么好人？也是个断子断孙的绝户！”
李姥大怒，真想狠狠抽她一个嘴巴。但是，她也立刻警觉，阿娃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可能故意寻事生非，准备大闹一场，可别上了她的当。
于是，李姥脸上反而堆满了笑意，亲自用块手巾替她擦脸，一面劝她道：“闹也闹了，哭也哭了，该洗洗脸，吃饭去了吧！”
阿娃满腔委屈，想想就此偃旗息鼓，可真不大甘心，然而李姥这样地赔小心，再闹也实在没有意思。只赌气不吃饭，一个人在榻上朝里睡了，谁也不理。
李姥却是殷勤得很，侍儿们也都听了她的嘱咐，一会儿来请她喝荷叶粥，一会儿来请她洗澡，川流不息地劝解，到底把她将就得神色和缓了。
到了傍晚，刘三姨来了。阿娃不愿理她，故意避到后堂，却侧耳静听着。
“晋娘！”刘三姨叫着李姥从前的名字说，“我把你的大事办妥了，你该怎么谢我？”
“还谢你呢！”李姥笑道，“阿娃差点跟我拼命，你要把那位郎君安置得不妥当，不但不谢你，还要埋怨你！”
“妥当极了！这时候怕已到灞桥了。”
“噢！”李姥问，“他愿意回常州？那可以放心了。他是怎么说的，骂了我没有？”
“那自然少不得骂你两句。不过到底是大家公子，硬气得很。等阿娃一走，我跟他说了实话。你猜他怎么？”
“怎么？”
“他哈哈大笑。”然后刘三姨放粗了喉咙，学着男人的声音说，“李姥真是小看了人！我堂堂常州刺史的公子，难道还烦在她一个娼家不成？有话尽管好说，何必来这一套？”
“我倒不相信，”李姥又说，“他真的舍得我家阿娃，就这样走了？”
这话恰像是替阿娃说的，屏门后面在偷听的人，凝神息气，更关心了。
“他哪里舍得？”刘三姨答道，“他说他就是为了阿娃，才受尽了闲气，不为阿娃早拍拍腿走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了局。阿娃为他受委屈、苦心调停，他心里都明白，只觉得对不起阿娃，却说不出要走的话。就是到了今天，他也仍旧相信阿娃决不会撵他……”
屏门后的阿娃无法再听见刘三姨的话，她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郑徽对她的体谅，直到她心底最曲折深微之处。于是，她的热泪无声地流得满脸，而这流泪的感觉，也是她从未经历过的，又酸楚，又甜蜜，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舒畅和满足。
“……自然，”她无意间又捕捉住了刘三姨的声音，“晋娘，他骂你太势利！可是也并不太恨你，说是看在阿娃的面上饶了你。”
“谢天谢地！他只要肯回去好好读书，不负阿娃对他的一番交情，饶我也罢，不饶我也罢，我都不在乎。”李姥停了一下，又说，“这些都是闲话，我问你，送了他多少盘缠？”
“他哪里肯要你的盘缠？”刘三姨带些冷笑的语气答说，“几百贯都在你们家花掉了，要你十来贯钱的盘缠？”
“话不是这么说。这一路到常州，几千里的途程，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不多带点钱在身上，怎么办？”
“怎么办？人家老家就在荥阳——荥阳郑家，一到河南，谁不知道？怕没有人照应？”
“这么说，他就光身一个人走了？”
“可不是？在西市骡马行赁一匹马，说走就走了。”
“他还有行李在这里。”
“想来他也不要了。公子哥儿的脾气，都是这样的。”说着，刘三姨取出十五贯钱钞，放在桌上说，“你拿回去吧！人家骨头硬，省了你十五贯。”
“三姨，你收了吧！多亏你费心，我另外不预备谢礼了。”
“笑话！”刘三姨大为不悦，“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你把我当什么人看了？”
这两个积世的老虔婆，一吹一唱，把一套鬼话编得丝丝入扣，“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尚且足以拨动心弦，又何况是有意装作无意而说给有心人听的假话，自然句句都打入阿娃的心坎中了。
她坐下来一想，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烦恼了。只有些想念郑徽，但那是一般的离情，分别也不过才半天，还不到牵肠挂肚的地步。
这时她才想到绣春，赶快把她找了来，悄悄问她，郑徽临走之前，是怎么个情形？
“我不知道一郎什么时候走的。”绣春答道，“刘三姨家的阿青，拉着我去玩儿，日色偏西才回刘家，听说一郎走了，刘三姨又说带我回家，到了这里才知道有这么多花样，都把我闹糊涂了！”
这才是阿娃的莫大憾事！如果——郑徽动身以前能看到绣春，他必定有句要紧的话交代下来，而现在，让绣春把这个最宝贵的机会错过了。
她一向待侍儿们宽厚，这时候却忍不住咬牙切齿地痛骂：“你真该死！就这么贪玩！你不想想，那时候你只知道姥姥得了急病，性命难保，居然还有心思去玩，你还有点人心没有？”
绣春被骂得几乎哭了出来。她内心另有委屈，她并不贪玩，是阿青一个劲把她拖了去的。郑徽的事，她也隐隐约约看出来一些，只是李姥已严厉地告诫过她，叫她推说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敢在阿娃面前多嘴，李姥说过，要把她转卖给北曲下等娼家中一个最凶恶的假母，让她朝朝暮暮去受折磨。
阿娃还是恨声不绝，然而无济于事。她对李姥是谅解了，想念郑徽的心，却一天重似一天，夜夜在灯下默数着郑徽的行程。
数到第五天，计算着他该走到了桃林——年前她大病一场的地方，听说那里掘出来一道什么关尹的灵符，现在改名叫作“灵宝”了。
自然，郑徽不会在灵宝，也不在刘宏藻家，在西市的凶肆。
凶肆专门替人家办丧事。大唐的丧葬讲究得很，讲究得“吊者大悦”。寻常人家死了父母，先不服丧，等一切排场准备好了，方始发讣。到了下葬的日子，亲戚朋友都来执绋，死者入土为安，活人痛饮一场，名为“出孝”。
若是王公贵人家的丧事，那又大不相同。出殡时，几里路长的仪仗执事、明器、假人假马，朱丝彩绣的灵车，各色各样的丧乐，以及专门唱来给观众听的挽歌。此外，还有亲友的路祭，可能比丧家的仪仗更能吸引观众，丈把高的纸糊的房子，内中安置着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假人、假花，数十尺高的祭帐以外，还有雕金饰画的大祭盘，盘中刻木为戏。最有名的一次是范阳节度使送太原节度使辛云京下葬的祭盘，戏文是尉迟恭突厥斗将、汉高祖鸿门大宴，机关操作，人物都能活动。披麻戴孝的辛家子弟，都住了哭声，拉开白布孝帷，看得出了神。看完，辛云京的大儿子说：“祭盘好得很！赏马两匹。”
这些就都是凶肆的杰作。自然也有凄惨的一面，穷途末路，病势垂危的异乡人，常被送到凶肆去等死。郑徽就是这样被刘伯守送到西市凶肆去的。在刘伯守看，郑徽的病，决计好不了，他不能让郑徽死在他家里，就只好以两贯钱的代价，托凶肆替郑徽料理后事了。
用两贯钱来料理身后，再省俭也是不够的，但类此情形，凶肆中人等于行善，不能算作一件生意，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把郑徽放在后院一间残破的空屋里，听其自然。
倒是那里的几个工人，对郑徽产生了兴趣，因为像这种“等死”的“活尸”，差不多完全是异乡落魄，病倒在西市的旅舍中，最后看看没有希望了，旅舍主人才把他移交到凶肆来，由好好的人家送来的，几乎绝无仅有。其次，由旅舍中送来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出身，而这姓郑的，据说是名门巨族的子弟，并且是落第的举子，这就太不寻常了！
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出于尊敬，那些工人很关心郑徽的生死，川流不息地来探视，有人替他喂几口茶汤，有人替他扫扫屋子，无形中照顾得很周到。
其中一个叫冯大的最热心，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断言郑徽绝不会死。冯大也识得些药性，弄了几味发汗解热的药，浓浓地煮了一碗，找个同伴帮着把郑徽的牙关撬开，拿那碗药灌了下去。
这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医死了，不会有人跟他办交涉；医好了，救人一命，是阴功积德。冯大的打算是对的。
到了晚上，奄奄一息的郑徽，居然能睁开眼来说话了，虽然声音极其微弱，但确可证明他已清醒得能够表达他的意思了。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
冯大怕吓了他，不敢说是凶肆，“是西市旅舍，刘家派人把你送来的。”
“我饿了！”这是他的第二句话。
“好，好！”冯大非常高兴地答应着，“我马上弄东西你吃。”
他弄来一碗米汤，吹凉了喂郑徽吃完。凶肆的工人听说郑徽的病势大有转机，认为是个奇迹，纷纷到后院来探望，甚至于把凶肆的主人也惊动了。
“这个人不会死了！”冯大对主人说，“你老把他买棺材的那两贯钱，拿出来替他治病吧！”
凶肆主人慨然允许，冯大和那些工人也都捐了钱，一共凑成五贯，存在凶肆主人那里，替郑徽延医服药，病势一天一天地减轻了。
郑徽和冯大交成朋友——实在是他把冯大看成亲人。他不大去想过去的一切，一想就会五中如焚、头痛欲裂，无法想得下去。因此，他也无法跟冯大谈他的往事。他心中一日几遍浮现这一个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然而，正像婴儿一下地就会哭一样，随着他的再生，仿佛自先天中只带来了浓重的忧郁。他很少说话，也从不离开那后院，白天痴痴地望着白云，晚上怔怔地对着孤灯，只不断在想：什么叫人？什么叫我？我这个感觉是怎样来的？我未生以前在何处？已死之后，可有另一个我？
这一连串的怪念头，他一个也解答不了。但是，他仍旧愿意漫无边际地去想。他也常常想到远在南方的父母，而在感觉中仿佛幽明异路，抱恨终天，永远也见不到了。因此，回忆中的白发双亲的音容笑貌，为他所勾起的不是孺慕，而是悲痛。
初秋了，早晚已大有凉意，郑徽身上还是单衣服，受不了寒，常有些咳嗽。
冯大替他买了件夹衣，又说：“郑老弟，你身体也快复原了，日子是要过下去，总得打个主意才好。”
“大哥，你说打什么主意呢？”他茫然地问。
“听说你家在南方，尊大人做很大的官，是不是凑些盘缠，让你回去？”
他摇摇头，回家的念头，在他简直没有动过。
“那么，”冯大又说，“找个混饭的路子吧。郑老弟，我老实跟你说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告诉我说是西市旅舍，我看看不像，不过我懒得问。”
“这里是西市的凶肆。”
郑徽弄不清楚了，“难道我真是死过一次了？”他问。
“也差不多。”冯大把过去的情形说了些给他听。
“噢，大哥——”他另有种新的无法形容的痛苦，从心头浮起，那是残余的爱面子的性情在作祟，死就死，搞得这样凄凄惨惨，却是件叫人难堪的事。
“我看你也不能做什么笨重的活儿，”冯大又说，“糊弄糊弄那些纸扎、面捏的假人假马吧！你们心细手巧，糊弄出来的东西，一定玲珑精致。”
冯大的话真说反了，郑徽的手笨得很，也懒得去学，糊个纸马，捏个面人，怎么看也不像。冯大又不好意思说他，只叹口气多方替他包涵。
郑徽不但懒得学，也懒得做，他常常为隔院传来的歌声所吸引，停下手中的工作，痴痴地听着。那歌声总是拖长了调子，悲伤欲绝，从无明快的节奏、嘹亮的音色，因为那是挽歌——隔院中有人在练习挽歌。
做工的同伴们，有的听得多了，无动于衷；有的总是皱了眉，难以忍受；还有的会愤愤地骂一句：“又在号丧了！”只有郑徽一听到挽歌，就像胃纳不佳的人喝了一碗酸中带甜的汤，别有一种快感。
渐渐地，他对挽歌的好坏，知道得很多了。有时候，他也随意哼着，一面哼，一面改正了他认为有瑕疵的音节。那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本来是个善晓音律的人。
“哎！”有一天冯大偶尔听到他在哼，大为惊异地说，“你唱挽歌，好像很在行。来，你放大嗓子唱一遍我听听！”
这一唱把凶肆主人也惊动了。他跟冯大商议，让郑徽就干了这一行。冯大怕郑徽不肯抛头露面，不敢担承，但答应去谈一谈。
想不到郑徽听了冯大所转告的话，竟是一口答应。因为他心理上已对冯大产生了极重的依赖性以及无条件的信任，冯大怎么说，他怎么做，根本未想到有考虑一下的必要。
但细想一想，这在他是出乖露丑的事，大为不妥。只是话已说出口，碍于冯大的交情，无法翻悔。
肆东当然非常高兴，对他的待遇也立刻不同了，单独给了他一间屋子，一日三餐，供奉甚厚，又替他做衣服、买补食，调养了个把月，可以说是完全复原了。
郑徽的心情却是十分矛盾，一方面就肆东和冯大有种感恩图报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总觉得斯文扫地，十分难堪。一想到过去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不久以前在平康坊的旖旎温馨的风光，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不久，肆东接到一笔大买卖，一位曹尚书的祖父寿终，丧事极其铺张。肆东决计让郑徽在这个大场面中，一逞歌喉。
是重阳将近、细雨霏霏的天气，曹家出丧的仪仗，排了五里路之远，前队辰时出发，灵车直到巳时方才起动。郑徽身穿孝袍，跟随灵车一起行动。羞惭、畏怯，加上“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与众不同的身世之感，并作十分伤心，一面唱，一面泪如雨下，到后来竟至歌不成声。
长安城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唱挽歌的人。看热闹的观众，开始时觉得惊奇，到后来也恻然心伤，一个个默默无语。只听得仪仗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和哽咽凄凉、如鹤唳猿啼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蒙蒙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肆东却是兴奋极了。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西市的凶肆，种种不及东市的同行，连西城的丧家，都愿意请东市的凶肆。从此以后，西市的凶肆，也有了一项东市凶肆所不及的长处，看来生意将会有起色了。
“郑老弟！”事完之后，肆东笑嘻嘻地向郑徽道贺，“恭喜你！你唱得太出色了。老实说，我干这一行，三代相传，今天听你唱过了，才知道什么叫挽歌！这一趟买卖，除了正账以外，曹尚书特为另赏二十贯，这都是你的功劳。来，你分一半去！”
这十贯钱，替郑徽带来的不是欣喜，而是刺心的悲痛。在曹家出丧的行列中，他应该是执绋的吊客，照规矩，事完以后，作为承重孙的曹尚书该向他叩头道谢，而现在，他得到的是曹尚书的赏赐。
此外，他也一直不安地在怀疑，道旁如许看热闹的观众，总该有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
不过，实际上他是多虑了。因为经过这一场劫难，他的容貌和神态都有了极大的改变，非复当年玉树临风的丰采，外表看来像一下子老了十年，而且畏畏缩缩的，再也不能想象他也曾有过意气轩昂的日子。加上每一次挽唱都换去儒服，穿上孝袍，自然更难辨识。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人想到五姓家的子弟、常州刺史的公子会沦落到以唱挽歌为生。这心理上的蔽境，使他们再也无法认出郑徽的真面目。
他在出丧的行列中，看到过安阿利、刘伯守，还有秦赤儿，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因此他慢慢放心胆大了。
西市凶肆的生意做得很发达。大部分的丧家都指定要“冯二”——这是郑徽“改行”以后所用的名字——唱挽歌。他有了特定的行情，凡指名要“冯二”应差的，另加两贯。
由于郑徽的挽歌，能让看大出丧的观众安静下来，造成肃穆哀伤的气氛，表现出对死者的最大的敬意，因此，有些丧家虽委托东市凶肆承办丧事，却希望有“冯二”来唱挽歌。这种要求，都为西市凶肆断然拒绝了。
东市凶肆的主人，十分不服气。挽歌只是葬仪中的节目之一，那许多投下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使人目为之眩的制作精美的仪仗，竟会不敌一个人的歌喉，在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一件事。果然如此，仪仗何用？只弄个人唱唱挽歌就行了！
于是，他挽请同行中的长老，向西市凶肆的主人提议，两家凶肆作一次比赛，希望打倒西肆，重振声誉，来恢复他承办丧仪的领导地位。
暗底下是一场商战，而表面上却说得冠冕堂皇：“彼此同行，应该互相观摩。”
“是的，是的。”西市凶肆的主人，心里有些嘀咕，口头上却不能不表示同意。
“再说，秋天一到，各地方的举子云集长安。加以今年天子下了诏命，各道各州的地方长官，期以秋末冬初，‘入计’京师，趁这机会，让他们看看长安的葬仪如何隆重，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样一说，西肆主人更无推辞的余地。于是他们商定了细节，并且决定了一个一百贯钱的彩额，两肆各出五十贯，存在作评判的长老那里，视观众的喜怒，决定彩金的谁属。
这些，正在力争上游的西肆主人，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观摩将在十天以后举行，西肆主人发动了所有的人力，日夜赶工，把那些应该拿出来陈列的旗牌帷绋，修补得焕然一新。
东肆主人也在准备，但他所做的准备工作，恰好与西肆相反：他用重金礼聘了一位姓魏的来唱挽歌，至于一切仪仗中的用具，只不过稍微检点一下而已。
这姓魏的叫魏仙客，有胡人的血统。在“冯二”未出名以前，他是唱挽歌的第一高手，近年已经退休，但歌喉未衰，一则看在东肆主人那份丰富的报酬上面，再则也还有跟后辈较一日之短长的雄心，所以欣然接受了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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