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五行生克论等课题上独到的发明或发现的原因。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
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辨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社会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淫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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