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邓名并没有一直疑惑不解，很快他就猜测可能是蒋国柱打算撇清自己和此事的关系，比如将来所一切都是周培公背着他干的。
“周布政使可要小心了，”邓名觉得自己猜得大概不会错，他也没有必要提蒋国柱遮掩，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事多反常则近妖，周布政使可别落一个鸟尽弓藏。”
“邓提督过谦了，邓提督可不是我对付得了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被弓藏。”周培公哈哈一笑，告诉邓名自己虽然年轻但并不傻，也注意到了蒋国柱的举动有些异常。
紧接着周培公就对邓名解释道，当初他在张长庚手下效力时也有过类似的担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顾虑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而张长庚的心态看起来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张长庚和江宁这边一样，所有和邓名有关的事情都交给手下去处理，他本人要么就不闻不问，要不就躲在幕后不露头。
随着武昌和邓名的交易越来越多，交易量越来越大后，而且张长庚还从中大量获益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他把自己摘轻的可能姓也变得越来越小，既然不太可能在东窗事发后脱罪，张长庚就起了别的心思，这次湖广总督积极响应蒋国柱的号召，把周培公给两江派过来，其用心和思路和蒋国柱的捆绑战术差不多，就是早在未来在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这些周培公当然不会讲给邓名听。
“原来周布政使早有预备，那我是杞人忧天了。”邓名对这个话题也不是有很大的兴趣，若是说的太多，恐怕对方会认为自己是在施展离间计。
第一天会面的时候，周培公并没有提起武昌的欠条兑换协议，他知道这个恐怕会引起邓名的激烈反应。假如邓名不肯为手下的话负责的话，那这份协议显然不会得到遵守，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能多赚一天是一天，最好邓名的手下也一直瞒着他才好，今天当然不会主动和他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邓名愿意为手下的话负责的话，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起此事也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邓名会牺牲一些在江南的利益来挽回武昌的协议，那样就等于是用武昌受损来让南京、南昌收益，虽然周培公拥有两省的布政使衔，但他暂时还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周培公也在琢磨自己未来的对策，今天谈判的时候他很认真，打算在替蒋国柱要回镇江和替张朝确保九江平安的时候，还尽力让他们少付出一些代价。这不但可以给两位巡抚一个惊喜，而且也是周培公理解的本职工作。
刚才邓名提起蒋国柱的异常反应时，周培公立刻就表示自己注意到了，而且早因为武昌的经验而不害怕了，但其实周培公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深思熟虑过，反倒是被南京的胡萝卜砸得有点晕乎乎的。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在于邓名多次谈判中养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周培公生怕在对方面前露出破绽，所以什么都是先堵上再说。
“湖广总督虽然像我说的一样，对与邓提督的交易管得越来越多，但冲锋在前的依旧是我，到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肯定跑不掉。江宁巡抚这里，将来如果有事，肯定也会尝试着先把责任推给我。如果众多督抚都参与此事，就算暴露了朝廷或许也会有所顾忌而不会痛下杀手，但总要杀鸡给猴看吧？搞不好我就是那个被杀的。”周培公几天来的好心情渐渐散去了，不过他意识到，当时他对邓名说的另外一句话也没错：“只要邓名依旧纵横长江，那督抚们就还用的着我，无论是湖广总督还是江宁、江西巡抚，他们的其他手下一见邓名就腿肚子发软，恨不得立刻答应对方所有的条件。我比他们都强——只有邓名依旧能够威胁督抚们，督抚们才会倚重我……嗯，我似乎没有必要和邓名斤斤计较。”
算来算去，周培公发现给督抚们争取的最好条款并不是自己的最佳策略，他只需要表现得比其他那些不懂的谈判的人强就够，在证明自己的用处的同时，应该让邓名拿到更多的好处，这样明军就会变得更强，对督抚的威胁也更大，这样周培公的地位也就能得到曰益巩固和提高。
“如果邓提督对燕京都形成巨大威胁了，那就是朝廷知道了此事，说不定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而是同样要依仗我的才能。”周培公开始意识到，他的最佳对策就是“挟邓自重”，这样他才是最安全的：“不过湖广总督大人对我情深意重，我不好这么做啊；蒋巡抚虽然对我有些提防，但也给了我布政使大印，我要是出卖他也不妥啊。”
回到军营中后，周培公依旧在天人交战，一边是自己的利益，一边是恩主的利益，他有些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不过最后周培公还是决定适当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下定决心的正是这些总督、巡抚们的榜样效果。既然这些封疆大吏为了自己的安全都能去通邓，那周培公觉得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应该可以对邓名适当防水，只要保证督抚们不比自己出面前更吃亏就算是没有白拿他们给的好处和栽培的恩情了。
“福建的事情多半邓提督已经听说了，但他知道的肯定不如我详细。”得知达素受挫后，湖广总督对此非常关心，因为这直接会影响到他对邓名的战略，虽然清廷对损失情况严格保密，不过官场上能够看到的线索还是比流入民间的要多得多，尤其是总督衙门这种高级机构，对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有有一点点了解的。
周培公打算在左右无人时，不经意、不小心地向邓名透露一些福建的真实情况，这样邓名就会拥有更好的谈判地位，如果邓名利用这点来谋取更多的好处的话，那就不是周培公谈判不利了。不过武昌的新协议，周培公依旧不会告诉邓名，因为那个协议对长官们的影响不大，反倒与武昌鹰派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
与朴烦、于佑明他们签署玩协议后，周培公很快就立刻了武昌，当他离开时协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协议刚刚开始执行就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拿到第一批试验姓的凭证后，武昌的鹰派就去交换明军的货物，其他土产都是由邓名留下的人在负责，属于官吏编制。对这些官吏来说，邓名的命令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既然朴烦拥有定价权，那货物卖多少欠条和他们无关，拿凭证来就可以支取货物，他们已经没有责任问题了。
其他的货物都没有问题，但盐却无法用于佑明给的那种欠条凭证交易到，因为朴烦虽然有大部分货物的定价权，但是盐价他是管不到的，盐价是由盐商来定的。
在盐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一下子让他们的售价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任凭朴烦好说歹说，这些盐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价出售食盐。
正好卢欢押送着新一批川盐抵达武汉，现在成都的五大盐行对外已经形成攻守同盟，采用统一的价格和政策，然后平分利润。听说卢欢抵达后，朴烦和于佑明就赶紧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对武昌的食盐价格，好让成都工业银行的凭据能够拥有更好的信用。
“我们当然不能降价。”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卢欢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会同意；不错，我有权修改程都府盐商联合会在武昌的政策，但肯定不能不经过他人同意就做出这么大的修改。”
于佑明指出，虽然售价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条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所以并没有亏。
但卢欢依旧不为所动：“欠条是不是能够兑换更多的银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银子没有用，这里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需要向刘知府缴纳一百元的赋税；每代售一百斤的淮盐，除了缴纳一百元元的税赋，还要再交给刘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么可能降低售价到一百斤盐六十六元呢？那样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要赔八十多！”
至于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条而是用银子来交换的盐，卢欢指出他也并没有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与其辛苦地收你发的欠条凭据，我宁可直接收银子，提督和刘知府一样给我们盐商购买铁矿、船只的许可了，不行，你们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我们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