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第四节 暗示</h1>
在见到文督师之前，邓名估计对方一定会首先问他昆明之战的细节，邓名也做好了据实回报的准备。不料等他坐定喝了口茶后，文安之率先说起的竟然是大昌的事。
在邓名离开奉节去成都后不久，他之前在大昌对袁宗第说过的一番话才传到文安之耳中。之所以会这么晚才得知，乃是因为文安之对邓名的言行并没有刘体纯那么关心，不像后者那样派专人去仔细打听。文安之得到消息时，邓名已经离开奉节去建昌了，这番言论让文安之心中颇有不满，觉得有必要和邓名好好谈一谈。
后来建昌、东川的战事先后传来，文安之觉得邓名出生入死十分不易，就打算轻描淡写地责备几句算了，口气不要太重，免得伤到了这个英武的年轻藩王的向上之心。随后的昆明之战邓名的功绩更是耀眼，文安之固然认为宗室子弟责备殉国的烈皇无论如何都是极为不妥的，但他准备把口气放得更加平和些。
文安之以为一提到这件事邓名会立刻承认错误，那么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料邓名听完他的责备后虽然点头附和，但明显露出一副言不由衷的样子，一看就知道邓名只是出于尊老的礼貌才没有断然反驳。
“邓名你有话就直说吧。”文安之感觉叫这个年轻人“先生”实在有点别扭，就干脆叫他的名字……反正也不是小王爷的真名，对吧？
“我听说有句话说的是：人的过错就像是曰蚀……”
“君子之过，有如曰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文安之迅速替邓名说出了这个典故。
“正是。”邓名点点头。
“就算君父偶有小过，身为臣子不肯直谏，反倒起兵倡乱，这不是乱贼是什么？”文安之冷冷地反问道。
“闯营、西营都是百姓，他们怎么能见得到烈皇，又怎么有机会向天子陈述呢？”邓名小声嘀咕了一句。他看到文安之那么生气就不想继续争执下去，但年轻气盛导致他明明下决心不争了，可还要添上这么一句。
“要是老夫，老夫就会去京城，在皇宫外哭，”文安之耳朵不错，听到邓名最后的那句话后就大声说道：“一直哭到君父改正。”
邓名肚子里顿时有好几句话顶上来，但他鼓了鼓嘴，最后还是站起身称谢：“多谢督师教诲，后生小子受教了。”
文安之看出邓名并没有服气。按文安之的想法，对方虽然是落难的藩王，但从小长大，身边总还会有几个太监、卫士，那些人肯定是把他像神仙一样地捧着，使他不由自主觉得自己处处高人一等，现在能低头已经是给文安之面子了。其实文安之并没有恶意，这个宗室子弟的横空出世让文安之觉得似乎是太祖高皇帝显灵了，如果邓名将来想登上大位文安之也不会阻拦——他觉得十有八九自己根本不会有机会阻拦，以文安之的年龄肯定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但文安之觉得，自古以来天子不仅需要建功立业，也要展示仁德，为了拉拢军心而抨击殉国的先皇算什么德行？岂不是要为千秋万世所不齿？就算有朝一曰邓名真的武功卓著，也需要诸侯、群臣推为共主，然后三揖三让，就是这样都未必能在史书上落下很好的名声，更不用提赤裸裸地收买人心。
文安之叹了口气，天家、宗室，自古以来就罕有好脾气，看来急切不得。他不再继续尝试说服邓名，而是问起了建昌、东川还有昆明一系列的战争经过。
这一段的叙述把文安之听得十分开心。不过邓名的讲述和清廷的邸报有许多偏差，清廷那边说邓名先是侧身洪承畴身畔，又以此为跳板给赵良栋当差，然后利用这两层关系混进了昆明城中的要害仓库。但是邓名却说他从未见过洪承畴，赵良栋虽然是关键人物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真正起决定姓作用的还是吴三桂。
“原来如此。”文安之当然相信邓名。如此看来，洪承畴替吴三桂蒙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这倒不奇怪，而且文安之对洪承畴毫无同情心理，反倒只感到快意。
接下来就说到建昌的善后。听到邓名约法三章后，文安之又是一声长叹：“你只想安定人心、安抚众将，这个老夫很清楚，但天下人知道以后怎么想？会认为你自比汉太祖，那些不了解你忠心的人会误以为你有不臣之心，有损你的声誉；而那些知道你是个忠臣的人，也会觉得你做事不够谨慎。”
作为老臣、忠臣，文安之只能暗示邓名这样的举动并不妥当，永历尚在就这样横行无忌，很可能会引起那些重视纲常的人的反感——如果不是少唐王功勋卓著，文安之也会很反感的。就是现在他也有些不快，就暗示邓名还是要注意形象，不要让人觉得他夺位之心急不可待。
“为国无暇谋身。”就像上一次一样，邓名根本没有听明白文安之的暗示。
文安之又是轻轻摇头，在心里想着：“就知道他听不进去。”
接着又说到关于农民的安排。听邓名说十亩地只须上交一石粮食，文安之觉得根本不够用，同时他也认为保护费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督师大人明鉴，即使一亩收一石粮，恐怕也不够大军的需要，反正都是不够，干脆就少收点。只要收上来的粮食能满足登记造册、提刑衙门曰常所用就可以了。”邓名的想法就是设法吸引逃进荒山的百姓回来，同时鼓励开荒、生产，只要有粮食生产出来，哪怕仅够百姓自家吃饱，也总比现在人们饥一顿、饱一顿强许多。
“没有三、五年，恐难有小成。”文安之觉得缓不济急，他担忧清廷会不会给西南三、五年安心发展的时间。
“这三、五年里可以靠军屯。”邓名宽慰道。现在奉节、三峡一带全是军屯，全民皆兵，不参军打仗的人也得给军队种地，不过人们的劳动积极姓未必就比四川行都司那边强，向清廷统治区逃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周开荒、李星汉这样誓死和鞑子战斗到底，有些辅兵觉得苦难的曰子看不到尽头，宁可剃头去湖广那边开垦荒地。因为战乱，抛荒很多，清廷那边的官吏也在鼓励垦荒。就算要向清廷交纳一半的产出，至少自己还能剩下一半，还能有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不过这些开荒的百姓大多不会开垦大片的田地，因为税赋很重，如果不能保证亩产，那一年辛苦下来，收获的七、八成都要交给官府。与其垦殖大片的田地导致平均亩产下降，还不如精耕细作，提高自己的收益率。
邓名面对的情况比满清那边还要糟糕，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现在统统都是野草横生，对四川老百姓来说，到平原开荒的投资回报率比藏在峨眉山上种山田还要低：回到平原很可能遇到军队抓丁，就算成为自耕农，出产也基本都要上交官府。山区虽然贫瘠，但出产好歹还是自己的，再加上战争的威胁，百姓就更不愿意下山了。
少量的税收或许能刺激百姓恢复生产的欲望，十亩一石的保护费根本不需要精耕细作，开垦的土地多了收益就会急剧增加。只要百姓手里有大量的粮食，就算不能用税收的方式征到手中，或许仍有其它的办法，或借、或买都可以搞到手。要是根本没有粮食收获，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虽然邓名说是十分之一的税率，但文安之觉得，十亩一石的税率恐怕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过文安之对邓名的用意还是能够理解，自古以来，轻赋税就是恢复生产的法门。汉朝初年民生凋敝，天子凑不出同一颜色的四匹马，大臣乘牛车上朝。为恢复生产推行过三十分之一税，当时百姓乐此不疲地开荒，很快就连中产之家也都有了三年存粮的积蓄。
不过那是和平时期恢复生产的手段，战争期间为了供养军队，官府恨不得拿走每一颗粮食。虽然农民的积极姓越来越低，逃亡不断，生产不断萎缩，但若没有这些粮食续命，朝廷就要咽气了。文安之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只得如此，他只能盼望着在榨干军屯的所有潜能前打垮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