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望秋跟江卿本来八竿子打不着，但苏振声是魔都电影圈出来的，而江卿也是魔都电影圈的。这些人便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说苏振声跟江卿关系密切，一直是江卿黑路线的忠实走狗，许望秋提倡学好莱坞是在为江卿招魂，是在搞反攻倒算。
苏白看到这些文章后气得跳脚：“我爸在运动中被整得那么惨，这些人还这样污蔑他，简直太不要脸了。”
许望秋无奈地道：“这还不怪是你，本来只是文化争鸣，结果你那篇文章一发，就让整个事情变得政治批判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跟我商量比较好，不要由着性子胡来。”
苏白不好意思地道：“人家也是想帮你嘛！”
许望秋搂了搂苏白，柔声安慰道：“我也没怪你。其实就算你不写这篇文章，早迟也会变成这样的。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头，不分出胜负是很难结束的。”
几天之后，出口公司艺术中心主办的杂志《人民电影》正式面世。《人民电影》原来是文化部主办的一本杂志，1976年3月下旬正式创刊，1978年第12月之后停刊。出口公司想办自己的杂志，就找到部里面，把《人民电影》的名字和刊号要了过来。
在复刊词中，《人民电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办刊理念，反对精英主义，电影属于人民。在这期杂志中，《人民电影》介绍了出口公司正在拍摄电影，重点介绍了《武林志》。
许望秋他们创办自己的杂志，是为自己发声，跟反好莱坞的思潮打擂。现在批判许望秋、批判好莱坞路线的运动如火如荼，这期《人民电影》自然少不了反驳的文章。在这期《人民电影》上，许望秋发表了两篇文章，《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以及《许望秋批判和权威人格》。
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篇文章中，许望秋介绍了欧洲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影响非常大，欧洲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和反战运动，以及新世纪“政治正确”全球泛滥，背后的理论支撑都是法兰克福学派。
在一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工人阶级将与资产阶级抗衡，并引发共产主义革命。结果却是1914年战争爆发时，无产阶级没有发动革命，而是穿上制服，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只有俄罗斯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最终催生出了法兰克福学派。这些人最开始研究重心是在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上，不过在霍克海默接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之后，研究中心就渐渐转移到晢学与社会科学上，“批判理论”也成为研究所的指导思想。由于研究所里的重要成员多为犹太人，随着纳啐掌权，法兰克福硏究所不得不开始了它的流亡生涯，于1934年在美国暂时安家落户。
30年代的美国，正是好莱坞电影、广播、画报广告的天下，全方位的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这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学者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并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传播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工具。它使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被文化工业所浸染，从而失去了反思能力，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
二战结束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建社会研究所，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留在美国，创立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从6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重要流派之一，并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青年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布，现在欧洲文艺界对好莱坞的批判主要就是基于他们的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好莱坞的批判是道有道理的，好莱坞电影确实存在他们批判的问题。后世斯科塞斯抨击漫威电影，担心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东西。许望秋他们搞人民电影运动，就必须从理论上反驳法兰克福学派，而他们反击的武器来自于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书斋里的学者，被称为“书斋里的批判家”，“从事象牙塔里的革命”，是典型的精英主义。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没有美学价值，对大众文化是悲观的。伯明翰学派则是平民主义，主张打破高雅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对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
在文章中许望秋把伯明翰学派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搬了过来，指出观众对电影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电影的制作和观看是编码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同时，他指出在大众文化中，受众自身是可成为传播者的，受众无法决定文化的生产，却可以选择文化的消费，在此过程中甚至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文化。
许望秋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分析完电影工业的价值后，将枪口指向了批判自己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他在文章中指出，你们对我的电影进行各种分析和解读，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你们从我的电影中解读出“儒学”、“殖民思想”之类的都不是我的本意，是你们在解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这种误读充分说明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也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对电影工业的论断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