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面，长安城大明宫紫宸殿内，皇帝特意将窦参、班宏、董晋、贾耽四位执政级别的唤来。
军事上的斗争，前后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摩擦。
当时的议题是，窦参在推行了差纲法后，又请求皇帝减“诸道将士资装费、粮料钱”。
原来皇帝自播迁奉天以来，各道方镇都曾兴兵来勤王，然后各节度使也趁着这个机会，干了两样事：
一、趁机扩大兵额，向朝廷度支司要更多的钱粮额度来养兵，但其实，比如打报告扩充一万兵，实则扩充五千可能都没有，多出来这五千名额全被节度使吃空饷吃了；
二、以供军为名义，在各自管辖境内加征“大军粮料钱”、“赏设钱”等杂税，加重百姓负担。
其实高岳在兴元和凤翔也做了这两件事，不过他扩兵扩得实，“虚占挂籍”始终严格控制在十分之一的比例，此外他也没加征杂税，扩军所需他通过振兴兴元凤翔的农工商各业，及经界法整顿赋税便可补足，不用额外给百姓添加负担。
可窦参却借此对皇帝说：“如今国难已平定，各道扩充招募的士兵，实际大多已被节度使下令解散归农，如昔日担当宣润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在长武军兵变后，不但把镇海军牙兵及采石等镇兵扩充到三万，还下令各州增募土团，小州八百，大州一千，这些都是用正税来养。而今镇海军已裁减兵马，不到原本的五分之三，可每年自正税、杂税里割取用来供军的数额却不曾减少，兵没了，可赋敛还在，朝廷正税不足的根源便在于此。”
接着窦参旧事重提，又说高岳的兴元、凤翔，韦皋的西川等方镇，已废州郡的团结（土团），革新后的军队里五分之三为射士，营田自给自足；只有五分之二为将兵，这才由方镇正税里的“留使”和“留州”部分承担供养——然则这些方镇原本和朝廷间签订的“分税定额”却不变，每年交给度支司的还是那么些钱，节约下来的全都入了定武、义宁、奉义等军的私库，高岳和韦皋又利用这些钱大肆开织造、酿酒、种棉等，钱滚钱是越来越多，可半文钱也没到国库当中啊！窦参强烈建议，高岳必须要把经界法后的砧基簿抄录份交到户部来，另外高岳也必须配合朝廷，重新调整兴元、凤翔的两税“三品”（上供、留使和留州）比例，争取把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上供到京师来，而不是自己留占私用。
皇帝很犹豫，就对窦参说，高岳的这些收入，多是税商所得，朝廷不好跑去索要。
毕竟这个时代，朝廷的收税基准主要还局限在土地、人丁，最多还加上盐、酒、茶等间接消费税，对商业活动的正税能力不足。
窦参针锋相对，说高岳砧基簿里也有对商、廓坊各户“人丁、资产”的详细统计，朝廷户部只要拿到他的砧基簿，便万事大吉。
“卿所言甚善，然则......”良久，皇帝开口说了这么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