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2.初设经界司</h1>
杨炎所谓的两税钱总定额是如何来的？其实很简单，原本的县乡户口、田亩其实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政府来说就是本糊涂账，更别说现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了，故而对第五琦、刘晏乃至杨炎所处的时代来说，“把税收上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故而因时制宜，杨炎的总税额标准就是州州叠加，拿的是过去的数据，即“各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打个比方，就拿高岳的兴元府来说，梁州（府所在州）大历某年给朝廷缴纳的钱谷数最多，那这年便恒定为梁州两税的定额，以后都得这么多；洋州是大历另外某年最多，那那一年的数额就是洋州两税额，以此类推，如此把梁、洋、利、凤、兴的税额都加在一起，便是整个兴元府的两税总额。
说白了，陆贽认为两税的总额压根就没个谱。
此外所谓的两税额，还是过去把正税和所有苛捐杂税都加在一起的，等于是把苛捐杂税“合法化”、“定制化”，刚刚推行时，皇帝还信誓旦旦昭告天下，说两税以外不能再别征一钱，可那也只是说说罢了——如今唐朝的税收非常混乱，朝廷征完两税，地方的藩镇、州郡还要变着花样加征，又被胥吏层上下其手漂没部分，层层盘剥叠加，最后全都转嫁到百姓的头上。
百姓苦不堪言不说，朝廷也未见征得多少钱上来，这种税制是很僵化的，没有什么弹性可言，即同样所说的“量出制入”（要花多少咱们就征多少，预算什么的是不存在的）：一旦遇到重大战事，朝廷的两税钱花完，那么只能在下一年提高两税钱的总额度，多出来的部分又在各层的“关爱”下，翻了几番，遭殃的还是百姓。
这时陆贽又指出：“大历年间各州人户也好，田亩也罢，和如今相比，变化极大！而各州两税钱却还按照旧的数额分摊，使得穷州税多，富州税少，长此以往穷州因重税更穷，富州虽富却不纳税。最后穷州的人户不堪重负，只能往富州逃亡，或托庇形势户为佃农，不再往国家纳税。此刻各地州县只能把这部分丧失的赋税，摊派到还留在本地的人户身上，称为‘摊逃’、‘加配’。年复一年，流亡日重，人户负担也日重，国家税收却日蹙。最终百姓只能举债纳税，以至于卖儿鬻女，陛下！这可都是陛下的赤子们啊！这天下岂有父母见赤子嗷嗷待毙，而无动于衷者？”
这话确实也震动了皇帝，他坐在御座上，手不知该往何处安放，良久他还带着些怀疑，询问殿内的执政说，陆九所说的两税弊害，是否真的那么严重？
李泌这时点头，报告说陕州、虢州有的县，因“摊逃”、“加配”，人户逃亡非常严重，以至于有的县户口所存不足三分之一。
皇帝默然了。
陆贽的这番奏论，让沉浸在出击剿灭党项的兴奋里的皇帝，被当头浇下盆雪水，他也明白，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贻害的是国家未来。
过了会儿，皇帝说要不这样，朕再派大臣为各道黜陟使，重新遵照实际情况，调整下各镇各州的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