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形势户，说白了就是各州各县的“土豪层”，中唐以来政府对人身的控制转弱，两税法便是这种权力衰弱后妥协的产物——夏秋两税，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户，都要“据地出税”，由此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户，比如先前被杖杀的黄文语那样，靠最早积累起来的粮食，捐赠一笔助军，换取个县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实际控制了县乡级别的赋税、差役，把持了衙门，朝廷委派的县令不依靠他们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话里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然后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上的权势，串通起来，舞文交易，逃避差役，转嫁赋税，这些伎俩高岳因浸润军队里多年，都是熟悉的（和军队里吃空饷、挂虚籍相似的套路），他深知形势户崛起是时代的必然，但任由其自肥壮大，却对国家极为有害——这群形势户，手里的产业越来越大，但国家所能征收到的赋税却越来越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触目惊心（宋朝的问题，在于官户或者叫衣冠户，代表中央皇权和地方形势户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激烈，但好歹还保证了南宋苟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后期，官和形势户则干脆勾连融合在一起，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国家所能掌握的资源一旦消耗殆尽，不外乎三个结局：
贫户活不下去，爆发农民起义，国家亡；
外族趁着国家颓废无力时发动入侵，国家亡；
国家索性下放权力给地方，让他们放手动员“形势户”，对外抵御外族，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国家是保住，可却催生藩镇军阀，或者大权臣，最终国家还是苟了段时间后，亡。
现在的唐朝，高岳知道，走的正是最后条道路。
于是高岳朗声说了如今经界不正的三大危害：“因安史作乱，各地州县版籍多亡于战火。豪猾人户冒名佃耕，不纳租税，又将田赋转嫁到荒地当中，使国家岁计锐减，此一害也；国家推行两税，原本每亩所规定的斛斗米并不多，目的是废除苛捐杂税，希望百姓得到实惠，可现在县乡被胥吏、奸豪把持，欺上瞒下，使地多的税少，地少的税多，下户贫户生计日绌，此二害也；版籍不存，奸猾舞弊，国家又连年用兵，开支浩繁，如此下去两税的公信力日益下跌，最明显的就是田产间的诉讼不断，如长久得不到公正仲裁，那么马上就不再是诉讼所能解决的了.....下户贫户存活不下去，必然铤而走险，聚啸为盗匪，攻打官府，颠覆国家，此三害也。.”
随即高岳指着席位上若有所思的李桀，“伟长，你说要是一个县到了第三害的地步时，你身为个县令，有什么办法，靠什么力量能把这长久以来的积弊，一朝厚积薄发，所形成的浩劫给解决好？”
这话一出，不光是李桀，其他县令也无不悚然，汗流浃背。
李桀这时说了句：“太宗皇帝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场的人都在点头。
“一个县很容易弥漫到一个州，然后便是一道，最终是整个国家陷于痼疾，变乱顿起。到时候天翻地覆，谁又管你的手是不是持玉笏的手，谁又管你的唇是不是食膏粱的唇？全是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个国要么复兴，要么灭亡，可苦的填沟壑的还不是黎元百姓？如今这经界法，才是让天下起死回生的最良药方，舍其无他！我等应该肩负起这天下的兴亡来。”
接着，判官韦平将经界法的草案，摊在了寺庙的地板上。
南郑县令韦执谊扼腕上前，率先提起笔来，在其上署名画押，称“我虽不是韬奋棚出身，却仰慕大尹高义，愿和大尹一道肩负这个天下的兴亡来。”
其他人，除去韦平是韦皋的兄弟外，其他刘德室、李桀、黄顺、解善集皆是棚友，这时也慨然提笔，在草案上画押，最后柳传宗也画押。
“这份草案，也许会激起很大的风浪，但本尹是要呈交给大明宫的。”高岳正色说完，最后在其上落笔，也画了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