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成是个诗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是个划时代的诗人。他的极端造就了他的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恶果。当人们把他当作诗人的同时，也把他当作一个罪犯。他不但残害自己，也残害别人。这种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伟人们的身上，他们往往既有丰功的伟绩，但同时也双手沾满鲜血，臭名远扬！
如果说顾城的思想存在极端，是文人的极端，是历史的极端。那么，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说，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极端，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以顾城的才华和成就，是应该有很多光环和回报的，但他却没有。他的稿费很少，生活很艰苦，几乎是天天为了生计犯愁。顾城对诗和文学的贡献，显然是很大的。然而这个社会又给了顾城一些什么回报呢？这种回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平衡的感觉。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的生活环境里，个体是最容易产生压抑而走向极端的。
其实，我们常常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但事实上，没有物质的精神文明，显然是不可靠的。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他都是凌驾于精神之上的。物质的需要，先于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水而死去，但一般不会因为没有一本书而死去。史前人类首先要能够有衣食住行，才能发展繁衍，才能有文明甚至最后的精神文明。人们要有饭吃，才能享受饭菜之外的精神境界。因此，顾城的悲哀，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一种报酬分配不均的悲哀！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思想时，我们又会发现，善于思考的文人，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会越走越远，越想越怕，最后，走向另一个可怕极端！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说起顾城的时候，我想，历史给了文人于悲哀，但文人却不能自己悲哀；当社会发现文人悲哀，社会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调节和反思这种悲哀。有人曾经说过，在一万个比较成功的文人当中，能够有成就且享有盛誉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文人，他们是不成功或者不是很成功的。那么，当一些极少数人成为社会的宠儿时，剩下的那些大多数的人呢？他们往往艰苦地挣扎在生活线上。更有甚者，像顾城这样出类拔萃、极其顶尖的文人，也会陷入生活困境，除了自我本身之外，社会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