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17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18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