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没有月亮, 杨砚背着望舒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悬崖边上, 在那一刻, 杨砚好像在半空中看到了一道桥, 桥的尽头, 是让他不会那么疼的极乐世界。
杨砚没有半点犹豫的踏上那道桥, 身体变的轻盈起来,耳边呼啸的风声极其悦耳。
待风声停下,天地万物都跟着静了。
过了很久很久,杨砚睁开眼睛,印入眼帘的是白色被褥,白瓷地板,他身旁还摆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太太,头发雪白,满脸褶皱,眼睛灰突突的盯着他,“你醒了啊。”
老太太抬起手,按了一下身旁的铃。
过了一会,透明的门被人横向拉开,走进来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子。
她问杨砚,“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有家人的联系方式吗?你不会说话?”
杨砚始终低着头,始终沉默着。
过了两日,他才知道,他因昏迷不醒被人送到了救助站,已经在医护病房里躺了七天,那个女子是护士,就是护士剪了他不好打理的头发。
清醒过来的杨砚不能住在医护病房里,他被送到了一间约莫能住二十人的屋子,屋里霉味很重,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上下铺,厚厚的军绿色被子,这里算上他,一共住了十二个人,除了一个十岁小孩外,全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或防备拘谨,或愁容满面,或目光呆滞,或像疯子一样傻笑。
在这里,要穿一样的衣服,一日两餐,每天晚上九点熄灯睡觉,早上八点起床跑步
第一个和他说话的是十岁小孩,“哥哥,你这么高也赚不到钱吗?我要是长到你这么大,就去搬砖,我听赵叔说,他儿子在工地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块钱呢!我想赚钱给妈妈……这样我妈妈就不会走了……”
他说着说着,呜咽呜咽的哭了起来。
杨砚觉得,这个世界处处美好,他没必要哭。
男孩哭了半天,没人理会他,他又擦干眼泪笑了起来,“我以后要赚大钱,这样我就可以雇好多好多人找我妈!”
隔天,男孩被人带走了,说是要去福利院,一个比救助站安稳的地方,杨砚也打算离开。
他还要去找望舒。
穿着明亮制服的工作人员机械式的问他,“你有什么打算,要去哪?”
“去……找家人。”
杨砚其实不知道该去哪找望舒,望舒没和他说过家住哪里。
或许是因为没有必要。
小孩说过,只要赚了钱,就能找到家人,杨砚想赚钱,他问救助站的人,“你知道,哪里有工地吗?”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给救助站里四肢健全的年轻人介绍工作,并庆幸他们只是一时落魄,不是懒惰的流浪汉。
杨砚被介绍到了一处工地,包工头拍了拍他结实的肩膀,乐呵呵的留下了他,一个月三千块钱,还提供住宿和三餐。
他的工作只需要把红砖搬到推车上运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就能赚到钱,比起靠天吃饭的日子,搬砖轻松又简单,杨砚很满意。
就是住的地方差了点,比救助站脏乱百倍,同住的工友们总是狭小的钢板房里吞云吐雾,说些不好听的荤话,咒骂工作辛苦,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拿着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父母,妻子,儿女,糟糕的生活在他们嘴里变得美好起来。
可放下电话,他们还是会抱怨饭菜难吃。
工地的饭菜都是一大锅炒出来的,看着不美观,味道也不好,不过杨砚吃着很满意,有米饭,有白面馒头,每次吃饭就属他吃得多。
刘娟是工地的厨娘,比他大三岁,知道他举目无亲,拿他当弟弟一样照顾,盛饭的时候常常在杨砚的盒饭里多放几块肉,还在全国人口普及的时候帮他办了户口,生日随便填的,出生地是刘娟的老家。
杨砚拿到户口本的那一刻,心里是很满足的。
他也是这个美好世界的一份子了。
杨砚渐渐的适应了工地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上工,晚上八点休息,从春天到夏天,三个月时间转瞬即逝,他攒下了八千九百块钱。
他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双胶鞋,三十块钱买了牙具洗脸盆和毛巾,剩下那五十是用来办户口和身份证的。
下铺的工友实在不能理解他这样的年轻人是怎么做到一分钱不花的,不由调侃他是不是要存钱娶媳妇。
杨砚想了想,点头。
工友抱怨,“哎……是得存钱啊,这年头没车没房上哪娶媳妇去,总不能让人跟着咱吃苦受罪住钢板房,”
这句话像是一把刀,用力的扎进了杨砚的心。
就算找到了望舒,他拿什么让他过好日子。
所以在万兴出现说要签他做演员的时候,即便怀疑他可能是个骗子,杨砚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做演员会赚很多钱,会有很多人在电视里看到他。
他相信望舒看到他,一定会来找他,那时候他也可以让望舒过好日子。
工人和演员是完全不同的,杨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大字也不识几个,就他每天洗澡,把自己收拾的干净清爽,同组的男演员仍嫌弃他脏,视他如瘟疫,极为刻意的躲避和不约而同的孤立。
杨砚不在乎,他在这个环境里拼命的学习。
每过一天,望舒离他就越近一步。
这个念头支撑着杨砚,让他不再是别人眼里的异类,并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演员。
万兴说他火了。
杨砚问,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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