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主动把货退了，但是没有赔偿款，也不明说自己的商品到底是不是假货，只是把钱给了他了事。
后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才拿到了商场的赔款。当时也赶上了北京颁布并实施了《消费
保护法实施细则》，他想着这下法律规定比较明确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一次效果比较好，最后拿到了总计八千多元的赔款。
再后来，王海就开始了专业打假的历程，这种以获得赔偿为主要目的的打假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人质这是黑吃黑的手段，认为这么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黑吃黑的基础就是有人在制假贩假，因此专业打假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却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制假贩假行为的肆意扩张。
范无病倒是受此启发，觉得雇人去打假也不错，省得自己费时费力去关注这些事情，这个也算是代理人制度了，于是就让人去联系王海。
找王海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事儿，此时的他正在替一家生产摩托车后备箱的企业打假，一共端掉了十几个窝点儿，也赚了些钱，但是总觉得报酬还是少了一些，却是没有想到范氏投资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居然会找上他。
王海一见到范无病，就跟他大谈打假心得，“现在要打击制假商家，必须是工商、公安一起出动，不然没有效果。因为工商局没有行使抓捕的权力，就算找到窝点，找到制假者，也只能罚款、没收产品，人是抓走的，因为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往往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工商部门把假货没收走了，给造假者开罚单，但第二天造假者就跑了，罚款也没有了。如果赋予工商局抓捕造假者的权利，效果会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部门不作为。大企业不敢碰，小企业懒得抓。大企业要么后台硬，要么就是创收多，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帮助，不能轻易得罪；小企业被抓出来也罚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多造假厂家就这么被放掉了。所以我建议要建立受理回执制度，举报后必须要有受理记录，有没有去查处、查处结果如何，这些都应该让举报人知道，也避免了政府官员不作为。”
“这种事情牵涉面太广了，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利益的关系，你这个联合执法的考虑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范无病直接就否定了王海的想法。
实际上范无病自己也清楚一点，所谓盗亦有道，中国盗版泛滥假货横行的原因也是很清楚明白的，以影音产品和软件产品这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最为严重的行业为例，主要就是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造成的。
由于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导致当时大部分影音产品和软件的价格严重背离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比如在美国一个系统软件卖九十九美元的话，对于人均年收入两万美元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同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四千两百八十三元人民币，折合五百多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九十九美元的软件在中国的定价一般会是一千多人民币，通常比在国外卖的还贵。这样的定价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农村消费者就更买不起了。
由于定价政策的失误，给盗版影音产品和软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甚至使得本来希望以合理价格购买正版的消费者也不得不投向盗版的怀抱。
这相对于给每年给被侵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来说，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另外，中国庞大的低收入消费者群体对廉价商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侵权的商品很容易以价格优势来占领这一市场。
“大环境的问题我不关心，而且我也没有去关心的资格，我要你做的，就是查找针对我公司的制假贩假窝点，然后摧毁它们，至于报酬，你可以直接跟我的高管们去谈，不会让你感到失望就是。”范无病对王海说道。
“只要价钱合适，我很乐意做这个工作。”王海回答道。
既然一拍即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双方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合同，王海等人新组建起来的打假公司就成了范氏投资集团的合作伙伴，专门为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范无病才安排好这边儿的事情，那边儿范亨就把电话给他打过来了，说是新的任免命令已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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