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十九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zhan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十二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人数超过八人,就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范无病听宋主任讲完故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宋主任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经典就是经典,虽然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七下八上已经过时了,可是大多数人都会拿这个说事儿,要知道,目前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很多老同志也想不通啊!”
“嗨!当年主席他老人家也未必就把马恩放在眼里,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拿来用用而已,那玩意儿真的能当饭吃啊?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岂是可以讲那些过了时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的?”范无病对此嗤之以鼻。
宋主任苦笑道,“你说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可是想一想却是大实话。”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说我的服装厂也得限制规模?”范无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服装厂是否可以顺利投产,毕竟自己都把设备搞定了,要是因为招不下人开不了工,先前的设想可就都落到了空处了。
“怕是这样了——”宋主任点了点头。
“你这样可不对!”范无病有些急了,“当初你不是说这是好事儿吗?我现在弄一个不上不下,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宋主任看到范无病一副想要揪着自己兴师问罪的架势,哭笑不得地说道,“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你着什么急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单干遇到的阻力可能会很大,但是我们愿意为你承担一些责任,将事情变得相对简单一些。”
范无病这么一听,便知道这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想一想宋主任估计还是要从自己这里得到些什么,于是便慨然说道,“嗯,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宋主任肯帮忙,想必是有什么要求需要我来完成吧?但请直言便是了!”
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闻弦歌而知雅意,赶得上东吴周郎了,只不过我们的小范同志似乎比周郎小多了!宋主任感慨了一下后说道,“我们同意你将服装厂挂靠在国防科工委的某个下属单位牌子上,这样自然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了,不过这事儿你可不能到处拿来宣扬。”看到范无病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忍不住笑道,“放心,不会占你的股份!只是我们几个老家伙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而已,将来赔光了,你也不用扯着我们的招牌去招摇撞骗就行!”
这事儿啊,还真不适合大肆张扬!范无病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自己都没想到一趟北京之行的收获会有这么多,居然给自己拉来一把保护伞,而且还是超级大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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