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他连驾驶车辆都提不起兴趣……
下班高峰期的道路堵得一塌糊涂。施瓦伯格松开方向盘，鼻端又嗅到那股草叶的清香。他没忘记自己眼下正“身患感冒”，便吸了吸鼻子，“你饿了吗？”
“没有。”
昆尼西一丝不苟地扣紧安全带，双手放在膝头，手指微微蜷起。“你下午也没怎么吃东西，”施瓦伯格哑着嗓子，“你的血糖还撑得住吧？”
“还好。”
应该在口袋里塞几块糖，施瓦伯格决定一会儿就写到记事本上。身边这个同性恋心肠不太坏，至少没有无视他的病痛。“这周末去看球吗？”他找了个话题，最近他也养成了阅读体育版的习惯，“拜仁慕尼黑是……呃，客场。”
“不去。”
“因为远？”
“有别的事。”
别的事？没听说费恩斯要滚回来度假的坏消息。再说了，哪个外派员工会选择在十月份消耗假期呢？那就是家里的事啰。施瓦伯格琢磨，家里，八成是为了妹妹——
啊，他想起来了。
“我看本地还有别的球队吧？”施瓦伯格没有提起那件事，“慕尼黑1860，你不喜欢他们？”
“我更喜欢拜仁慕尼黑。”
“你不觉得德国队的球衣和英格兰太像了？”
“还好。”
昆尼西在街口下了车，站在一个小花园前向施瓦伯格挥手道别，然后沿着石子路向夕阳的方向走去。施瓦伯格把车开得飞快，在糟糕的不眠之夜后，这一整天的感觉居然非常不错，以至于他哼起了歌。“无论狂风还是暴雪，或烈日当空，无论……我的心情依然愉快，依然愉快，”他唱道，“坦克在疾驰……”
十月六日，施瓦伯格在日历上打了个圈。这不算“讨好”那个同性恋，而是一种等价交换。娇弱的同性恋者就跟小女孩似的脆弱，肯定要认真地准备生日，弄个蛋糕，插上蜡烛。哎呀，想到昆尼西一本正经吹蜡烛许愿的样子，施瓦伯格摸摸下巴，忍不住露出一抹微笑。
第34章 礼物
施瓦伯格很少送礼物，尤其生日礼物，他不为这事儿费心。只有一个人的出生值得庆祝，人们才会为他过生日。施瓦伯格的出生并不值得庆祝，俄国女仆的私生子，畸形的怪胎……容许他活着喘息就是天大的恩赐了，小霍斯特这样说。后来上了寄宿学校，施瓦伯格交不到朋友，自然也不会有人祝他生日快乐——事实上，他连圣诞礼物都没收到过几次。有次圣诞节，家里的仆人，一个叫汉斯的马夫，给他儿子买了顶挺括的毡帽。施瓦伯格找机会把那毡帽丢进了马厩。听着那小男孩的哭叫他觉得舒心又畅意，算是他离开家之前过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
不过，后来汉斯又给他儿子买了顶新毡帽。仆人的儿子有圣诞礼物，还有生日礼物，施瓦伯格却不配获得一个巴掌大的蛋糕。这倒无所谓，反正他也不在乎。现在每逢他的生日，工会那帮人会不情不愿地送他一张生日贺卡和寒酸的、劳保用品似的小礼物。上年是套床单，绿色俗气的大花朵，他倒是挺喜欢，因为公寓里正好缺块擦鞋布。
十月六号是礼拜三，施瓦伯格比平时还要提前了半个钟头到公司。清冷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他在办公室里快速地享用了早餐，然后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和衣领。顺便一提，他也用起了手帕。七点钟，昆尼西来了，穿着长风衣，白皙的脖子仔仔细细地裹着薄围巾——可能是薄围巾，也许有别的名字，施瓦伯格决定找个机会问问。“早上好，”昆尼西说，“您怎么样？”
“不错，你呢？”
这种愚蠢对话每天早上都要来一遍，昆尼西就像对外国人教授德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重复这种傻得冒泡的对话，还坚持用“您”。当然啦，他只是为了拉开距离，施瓦伯格心里清楚。好的德国人总是这样刻板地礼貌着，而坏德国人不管这一套。“今天是你生日，”他说，招招手，“过来。”
昆尼西攥着薄围巾。当他看到那个小盒子之后，谨慎变成了犹豫。“生日快乐，”施瓦伯格把盒子塞到他手里，“不是什么坏东西，”他补充道，“放心吧。”
“谢谢，但是——”
“很便宜的。”
那东西根本不便宜，昆尼西也不是没见识的乡下傻瓜。“我不能收，”他打开盒子又关上，“太贵重了。”
“要是你多用点心思在工作上，你也能随便买得起。”
“冯·施瓦伯格先生。”
“阿历克斯。”
“……”
“拿着，费恩斯总不会禁止你收生日礼物吧？”
昆尼西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耳垂。那美国佬如果没变心，准算好了时差给金主打国际长途祝福。不过够呛，那乡巴佬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他肯定偷偷买了本《情话大全》之流的册子背诵，而心软的同性恋者会原谅他缺乏学识和修养的性伴侣，反而陷入深深的感动。是吧，他都会费心费力地背书了呢！……施瓦伯格将想象驱逐出大脑，“不想要你可以卖掉。好了，开始工作吧。”
其实他本来想送件恶意的礼物，比如关于纳西索斯的油画。那太嘲讽了，会搞的办公室一片愁云惨雾。昆尼西说不准气得三天不来上班，发烧感冒，泪眼朦胧。工会的喽啰趁机写新的抗议信塞进信箱——他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到两封。
“谢谢您，”昆尼西说，打破了静谧的空气，“非常感谢。”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暖融融地透过玻璃。“不用谢，”施瓦伯格晃动一条腿，“我猜你有，正式场合总得用上——但颜色实在很称你的眼睛，我就买了。”啊，正式场合。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施瓦伯格想起婚礼。昆尼西和那美国佬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场婚礼。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不能更愉快了。
1952
短暂的秋季，伊万诺夫去镇上见了两个姑娘，每次都哼着歌儿回来。阿廖沙没挨打，可这算不上好兆头——一旦伊万诺夫结婚，他百分之百要被扔到矿坑里重新做苦役。这几年他就在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洗衣服、做饭、擦鞋子。如果去矿井，他估计自己活不过两个礼拜。焦虑使阿廖沙食不下咽，胃痛、干呕。伊万努夫为此感到惊奇，“他娘的，”他围着阿廖沙转圈，“你该不是怀孕了吧！”
乌里扬诺夫给阿廖沙几颗颜色可疑的药片，声称能治疗胃病。阿廖沙把药片全扔进了垃圾堆。他裹着棉衣躺在床脚，腿上盖着伊万诺夫烂了袖子的毛衣。“妈的，”乌里扬诺夫一边咳嗽，一边使劲吸烟，“你发什么疯？”
“我就是觉得不行。”
“哪儿不行了？”
“她太高了！”
“放屁，是谁说的来着，‘我的柳芭个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