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两个星期之后，就随着我的母亲去咖啡园了。她把我背在背上，去晾晒咖啡豆。大家都来看我，夸赞着我的大眼睛和光滑的小手，体谅地让妈妈干一些轻活。我们棚屋的每个家庭似乎都是这样的，男人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女人出来干活养家，带着未满月的孩子来加工厂上班。每个孩子，也似乎都对这样的成长习以为常，父亲是醉醺醺的家伙，母亲意味着可口的食物和带着疼爱的呵斥。至于学习，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只是在街上踢球，再长大一点跟着别人混黑帮，要不就找一份去山下帕布拉多富人区打杂的工作，后来这里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叫帕布罗·埃斯科巴，他有很多很多的钱，他给我们这边建了学校和医院，他说：“哥伦比亚人民终于拿起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对美国社会上的2500万吸毒者不负责任！”有很多很多的人追随他，多到能和这里的政府军对抗，我们都认为他是英雄，是他让我和阿图罗能够上学识字，让我们能在国民竞技队里踢球，我们不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他让我们过上了更好的日子，这就够了，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教会我们去奢求温饱之外的东西。
麦德林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地区，这里气候四季如春，没有霜冻，土壤肥沃，还有阿布拉山谷和麦德林河，是出产最顶级哥伦比亚咖啡的地方。妈妈和棚屋区的很多人，都在山谷边上的咖啡加工厂工作。你要是能站在山谷的高处，就会看见眼前一望无际，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低矮碧绿的咖啡树，绿油油地看上去，像是一排排精致的小玩具。等到天气暖和，咖啡树开出花来，乳白色五瓣筒装花朵，有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在绿色的椭圆形叶子衬托下，一串一串地点缀着如同波浪般起伏的山坡，就像一条条晶莹闪烁的浪花。咖啡的花朵两三天内就会凋谢，要过六到八个月果实才能成熟，果实的颜色一开始是嫩绿色的，然后变黄，最后变成红色，和樱桃的样子很像，等到红色时就可以采摘了。
母亲要做的，就是把已经水洗过的，脱去果皮的带壳豆，带壳豆再变成泡水发酵脱离果胶的种壳，放到暴晒场上去晾晒，我无数次看着那些焦黄的种壳，被铺在长方形的水泥晾晒场上，母亲不时去翻捡着，晾晒下面潮湿的种壳。虽然是晾晒，但是种壳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分，这晾晒的程度，全凭着有经验的手指，去感觉种壳的软硬，等到晾晒好了，还要再收藏两个月，最后磨掉种壳，才能取出可以磨制成咖啡的咖啡豆。
我喜欢咖啡的味道，喜欢咖啡豆在指尖滑落的感觉，就像比赛最后胜利时，我抛出时皮球的那一个瞬间。但是在父亲出事的那一刻，母亲身上咖啡的味道变得又酸又苦，我抱着皮球，呆呆地坐在门边。
我使劲抬着头，看着天上的云彩，想着那一团团的云彩，像哪一种动物，母亲一反常态地没有去做饭，她站在门口，看着低矮的棚屋，看着远处的麦德林河，然后回过头看着我，说我怎么一下长得这么高了，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冲锋枪的声音急促而激烈，母亲赶紧把我拉回到了屋里，关上门。这里毒贩和毒贩之间，毒贩和政府缉毒武装之间的交火是经常有的，只要小心不要被流弹误伤，还是很安全的。但这次的交火不太一样，自动武器的声音越来越密集，各种枪支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交火的地点好像也越来越近，爷爷在隔壁敲着墙，告诉我们他们一切都好，我也敲着墙告诉他们我们都在家。但我没告诉爷爷，那天父亲没有回家。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大字标题的新闻，帕布罗·埃斯科巴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被政府军击毙，一个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故事，一个奇特的时代，结束了。
父亲出事和埃斯科巴被击毙是在同一天，我很难想明白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就是上天的特意安排，不过，埃斯科巴是被当时就验明正身的，而父亲的尸体，是过了好久才捞上来的，身上已经被河里的鱼咬得残缺不全，脸上更是被啃得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
从那以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拼命想着能踢上正式队，那样我就有钱了，就不用让妈妈再去翻那些湿漉漉的种壳，她的每一次弯腰低头，都好像会让她老得更快，我想要能搬到山下的帕布拉多去，给她买一套房子，要让她过上真正的好生活。每次看到她坚毅的黄眼睛时，我都这么想。可我还不行，因为守门员总是要一个经验丰富，稳定发挥的人，我还是太年轻了，最多在预备队里打打替补。
没过多久，阿图罗就离开我们，跟随青年队训练了，他们和一队合用一块训练场地，他每次训练，都能看见一队的队员，林孔和伊基塔都能看见，他要到了他的偶像林孔的签名，但他没有看见伊基塔。听了他的话，当时我看着空荡荡的球场，失望得连话都不想说了，阿图罗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如果有一天他打进了一队，他就给我要一件伊基塔签名的球衣。
我记得他当时抱住他，哭得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我一天天地苦练着，希望能有一次上场的机会。终于，在一次比赛中，因为正选门将扑单刀球犯规被红牌罚下，我临时替补上场，当时我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跑向球门时，我的手臂一直在抖，连守门员手套都系了几次才戴好，幸好，我的发挥很出色，扑出了两个必进之球，我的身高让我在争抢中游刃有余，我的苦练终于有了回报，我们队最终反败为胜，在终场时，我听到了人们呼唤我的名字，这是属于我的夜晚，我终于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我继续更加刻苦地练习，我慢慢脱颖而出，在预备队里有了稳定的首发位置和出场时间，而阿图罗，那时已经成为国民竞技队的一名前锋，他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给了我一件伊基塔的签名球衣，我渴望着有一天，我和伊基塔，我的偶像，能站在同一块球场，为同一支球队而战斗，我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
1995年的美洲杯，我和阿图罗在麦德林中心广场，和无数的人，一起看着广场上的大屏幕，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无数不时高高举起的的手臂，随着人们高喊着哥伦比亚队的名字，或是高声唱着一支令人热血澎湃的歌。卖冰淇林和啤酒的小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还有人高喊着“炸香蕉，炸香蕉”，不同肤色和不同信仰的人都聚在大屏幕前，等待着哥伦比亚队的第一个进球。
那天的情景我历历在目，阿图罗买了两个炸香蕉，递给我一个，我们一边吃着，一边不错眼珠地看着场上激烈的比赛，就在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伊基塔再次攻出球门，人群里低低响起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喜忧参半地看着冲向中场的的伊基塔，果不其然，伊基塔的传球被断，对方球员迅速发动反击，攻方球员发现伊基塔离球门较远，于是调整了一下，就打出了一个将近三十米的吊射，皮球旋转着直奔球门而去，广场上的人同时惊呼起来，每个人都紧张地看着，如果球进了，这肯定是疯子伊基塔的失误，而且哥伦比亚队先失一球，之后的比赛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有可能失去这场比赛的胜利，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伊基塔出现在了门前，在足球眼看着就快要入网之前，他的身体鱼跃前倾，用两个后脚跟将球踢出了大门。皮球从他如同灵猫一样的身体后面，向前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慢慢落向中场，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挤得水泄不通的广场中心，如同清晨的阿布拉山谷一样寂静，我和阿图罗手里拿着炸香蕉，就放在嘴边，完全忘记了放进嘴里，只是呆呆地看着大屏幕，过了三秒钟，所有的人都沸腾了，爆发出了一阵排山倒海一般的声响，不同肤色的手臂高高举起，一起高喊着伊基塔的名字，我和阿图罗互相拼命拍打着对方的的身体，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门前救险，就在刚才，就在我们眼前。
从此，伊基塔在我的眼中，成为了神一样的存在。
从那场比赛之后，我反复地看了伊基塔的那次救球，看得我都已经忘记了多少遍，他的动作，如同慢镜头一样地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这才是门神的标志，我想。我对这个动作是如此痴迷，以至于我每天都会偷偷地练习，全身上下都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我也没有放弃，我要做和他一样的动作，我要在比赛中用这个动作向他致敬，更要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将。
于是，时间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道分界线，我不知道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命运，已经让我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那天是一场国民竞技青年队和独立青年队的比赛，我首发登场，对方攻势很猛，我们一直处于守势，我决定用我的行动鼓励队友进攻，在一次接球后，我带球进攻，传给了我方的队员，但是很快被阻截，对方看到我离开了大门，也是用了一脚吊射，我迅速向球门跑去，在球即将进入球门之前，我像伊基塔那样，身体高高跃起，用两个脚后跟把球踢出了球门，但是也在同时，对方的前锋迅速地赶到，拔脚怒射，他直接踢到了我小腹下面，我当时眼前一黑，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疼痛从下面不断地涌上来，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天以后了。
母亲抚摸着我，泣不成声。阿图罗面色铁青地站在我的病床前，脸上还挂着青紫的淤痕，那个我不认识的前锋，踢到了我属于男人的东西，尽管做了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是我，我里奥·赫尔南德斯·加西亚，已经不再是男人了。
我不知道如何去承受这一切，我所有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我所有的梦想，都无法实现了。我离开了球队，队友们都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如果我不是用鱼跃的姿势去救球，如果我不是想自己带球发动进攻，如果我不是想成为像伊基塔那样伟大的门神，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现实就是这么让人难以接受，曾经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了泡影，我望着空无一人的球场，我曾经想象着这里会有无数人呼喊着我的名字，想象着我在这里，得到我梦想的一切，我不会再回来了，我想。
我回到家，开始借酒浇愁，喝醉了我就倒在床上。我做梦，我无数次梦到了我的球场，梦到了灯光打在我骄傲的脸上，我在准备上场。对手挑衅的眼神，人们疯狂的呐喊，皮球在快速地传递，一脚角度及其刁钻的射门，被我稳稳地抱在了怀里。我喜欢做梦，我更喜欢梦里的我，而现实的我，每天我在镜子里看着的我，我是什么人？是一个男人?不，我不再是男人了，我是一个女人？我变成了一个女人？!一只狮子变成了女人，母亲已看着我每天的酗酒和自暴自弃，她不再是鲜花节上的领唱，班布戈的舞者，她变成了一个心痛的母亲，她的痛苦其实和我一样，只是她，从来不想让我知道。
阿图罗经常会来看我，只是我们不再说起足球，不再看比赛，他仍然把我当做他的兄弟，而我，却不知道应该把他当做我的什么，我不知道，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开始寻找毒品，寻找更能麻醉自己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虽然帕布罗·埃斯科巴被打死了，但是毒品在麦德林还是不难找到的。
在发现我枕头下的针头后，母亲叫来了阿图罗，她说只有阿图罗才能救得了我，阿图罗来了，他带着我去了山下的帕布拉多，进了一家乐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