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很厚，以至于吴婧抄了整整一本作业本。其中收录林昭的“罪状”，很多日记，群众的检举信和“划清界限”的公开信等等。
客观的说，学长很天真，换个人很可能就认罪了，但她从不曾认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对呀，说真话怎么成了“错误”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亲当时是“历史fan革命”，已经跟她母亲离婚，在街道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靠糊火柴盒为生，听闻爱女入狱，几天后自杀身亡。
数年后，林昭死后，其母精神崩溃，流浪街头，最后死在沪城街头。
平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时代的悲剧。以林昭的文化素养和见识，做新闻记者会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成为学者也会是个认真的学者，一定会在新闻界或历史、文学界有姓名。
女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为学长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们能做什么呢？
吴婧说：“学长是榜样，过去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只希望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好！”
姜明光深表赞同，“错误是很可惜，但正因为错过，现在才更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犯错。我相信国家是会越来越好的，人民会越来越富裕，国家会越来越强大。这一点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远不会改变和改善。”
“你说的很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觉着一个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个女孩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小，但无数个你我、无数个林昭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来我们不管做什么职业，都是在为这个‘力量’做出贡献。”吴婧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轻视自己，女孩子一样能够做出大事业！”
吴婧跟学长很像，也很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相反，“理想主义”才是人类的“灵魂之光”。
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宗齐光说：“吴婧可比你进步多了。”
“哎呀！怎么地？”捶他一下，“我还不够有觉悟呀？”
“有有有，有觉悟的很！哎，你要不要进校刊编辑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几本校刊呢，有学校党支部主办的，有学校共青团委主办的，也有院系自己主办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园》。”
“你可以啊，进了学生会，变成有权阶级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为正常招生这才是第三年。
宗齐光嘿嘿一笑，“没有没有，我刚进去，说话不响，不过你要进校刊还是没问题的。”
“我才大一，现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资浅’了？”
“你笨了吧？我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学生，大多数都志向高远。进了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是生存需要，跟远大志向并没有冲突，媒体上、大学中，热烈讨论的也都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宏大论题。
特殊时期打乱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导致经济倒退，闭关锁国，对外形象也相当糟糕。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经过3年的讨论（76年到79年），当代大学生们已经基本认可了要从基础抓起，要从基层做起的路线。除了普通大学的基础学科之外，师范类院校是几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睐的学校，进了师范院校，国家全包，师范生甚至还能省下生活费寄回家。
“教育为先”是中国人的共识，只要能让孩子读书，稍微有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尽量支持孩子求学——女孩子除外。
吴婧认为应该从基层抓起，要让学校挨家挨户去跟失学儿童的父母谈话，免收少收学杂费，尤其是女孩子。
吴婧也是城里孩子，实际也没有真的下乡体验过。
“你要知道那些家长的想法，懂得要让孩子上学的家长就已经算是有点文化了，我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30岁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确定的说。特殊时期也导致基层工作很难做，很多统计数据都没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识字率。
识字率的标准其实很低，国际通用的“识字”的定义是“15岁以上合法劳动人口能读写本国官方语言”，识字率顾名思义统计的就是该国能够“读写官方语言”的人数，识字率反应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识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达80%以上。
中文由于是象形文字，有识字和书写的双重难度，跟字母语言相比，难度大增，计算识字的标准也是全球最高。
“很简单的事情，读了书就好找工作，文盲谁要呢？就是去当个跑堂的，你连菜名都不认识，你也做不了这份工作呀。”吴婧说。
作者有话说：
林昭的具体事情有兴趣的可自行搜索。
本作者绝对拥护我党，所有关于我党的内容全部正面积极向上。由于晋江不让写我党全名，只能简称。
第41章
“道理我都懂,但实际基层做工作很难。那些人会觉得让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做事比上学好。”
吴婧皱眉，“愚昧无知！”
“对呀！”姜明光笑了，“没有知识可不就是‘无知’吗？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一点也没错。就说最基本的,为什么我国现在失业人口这么多，除了经济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不多之外,学历普遍偏低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要是都是大学生或者至少高中生,自己又不太懒或者蠢，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现在国家支持搞活经济，没有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摆个早点摊也行的,一样是为人民服务，赚的还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