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嘛，当然要优待。老领导嘛，肯定得照顾。
都是劳苦功高，能说什么呢？
彭阳冷笑：“你们做生意哪是做生意，就是搞腐败。国家给你们机会大腐败还不够，里面再来个小腐败，饿死一堆兵，肥了一圈官。”
所谓的大腐败概念，还是这段时间他在深圳学到的。
岭南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1991年不仅有不知来头的炒股培训班，还有企业家培训班，跟你讲什么叫做生意，什么叫经济。
彭阳跟着去深圳时，担当的角色是保镖。但因为余成也一块儿去了，很多时候他和周秋萍待在一处。所以彭阳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跟着。
刚好有的企业家培训班或者讲座之类的就在大酒店里举行，他没事的时候就以东方贸易公司代表的身份跟朱莉一道溜达过去听一听。
讲课的人来来往往，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现在大陆党政机关以及部队经商实际上是腐败的一种体现。
这话怎么讲呢？管理部门攫取了老百姓正常的权利，比方说做买卖。他们限制了经营的范围和种类，把这个正当权利作为特权给机关给部队享受，不是腐败又是什么？
用这种方法筹措经费，是饮鸩止渴，肯定会出大乱子的。
当时彭阳就被震得目瞪口呆，下意识地想反驳。但和朱莉争执了一番之后，他又发现人家讲的是事实。
他再思考部队后勤做生意，发现的确如此。比方说烟酒买卖，利润额度很高，换成一般个体户，根本做不了这个生意。
但他们的服务社就能做。
现在想想，又凭什么呢？
可惜即便如此，部队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当官的日子好过，底下的兵却只能艰难度日。
那钱去哪儿呢？大腐败的背景下必然会导致小腐败。反正都是特权，已经不平等了，那特权当中当然还要三六九等，还要有大特权。
肖部长被怼得说不出话来。
人家都转业了，不是你部队的人，难不成还要看你脸色不成？
相反，人家现在是东方贸易的干部，他们部队还想接东方贸易的活呢，他才是甲方爸爸。
周秋萍打哈哈：“这也不是一家一户能解决的事，是上面的政策。我就说吧，别搞这么麻烦了，直接改成爱国拥军基地还方便些。不管是亏是赚，起码政治正确啊。不像开餐饮店，万一亏了，上级的板子打下来，肯定得有人接着吧。”
肖部长刚想说不可能会亏本，他又不是没看到飞机餐厅生意多好。
周秋萍就抢先一步：“毕竟你看当初京城的肯德基生意那么好，结果到外滩东风饭店开，生意又有多差。人家是国际大公司，扛得住，所以差就差点，也妨碍人家开分店。像我嘛，我虽然穷，手上缺钱花，但我也不等着飞机餐厅挣钱吃饭。做买卖这种事，亏损三年都正常，只要后面缓过气来就行。”
肖部长差点没当场晕倒。
还亏损三年？他指望今年就把本钱收回头的。
周秋萍骇然，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我可不敢想这么多。现在海城做餐饮生意的人太多了，大家一时新鲜才到飞机餐厅吃饭。等过了新鲜劲儿，肯定会被其他的店吸引走。到时候是亏是赚，真说不清。”
肖部长又开始犹豫。
天底下做买卖的最纠结的就是他这种，只想赚钱，承受不起亏钱。也不想想看，要真有这种好事，还轮得到他们吗？位置更高的人早抢光了。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道：“要不这样，咱们合伙再开一个餐厅。我们出飞机，其他的你们负责。”
周秋萍直接摇头：“卖飞机给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合伙了就算了。朋友不要合伙，一谈钱就伤感情。”
包括到现在做生意，她和卢振军以及曹敏莉也泾渭分明。当吃干红的股东可以，帮忙介绍生意也行，但彼此的经营坚决不插手。
官多法乱。
可肖部长又舍不得将退役飞机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就只好到告辞的时候还在纠结。
等到他走了，朱莉询问自己的上司：“他们是卖还是不卖呢？”
张国富瞧不起他那肉兮兮的模样，直接嫌弃：“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帮人就是这个德性。搞个屁，他们又不是没开过饭店，挣钱了吗？挣钱还打什么飞机的主意。”
彭阳有点担忧：“他要真自己做了，咱们怎么办？”
周秋萍好笑：“他做就做呗，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又不是只有部队有飞机。
别忘了，民航也有飞机。
早期民航使用的飞机也到了退役的时候，他们现在不得不外租飞机用呢。
做不了部队的生意，他们就和民航打交道好了，大家又不是没交情。
彭阳眼睛一亮，立刻竖起手指头叫好：“对对对，别以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王屠户，还要吃带毛猪咯。他最多也就开在海城，咱们可以全国遍地开。”
不承想未等周秋萍和民航公司通气，表示对人家的退役飞机感兴趣，过了没两天，周秋萍在家等着吃晚饭的时候，肖部长又主动联系她了。
核心思想就是，他们的退役飞机你还想要不？
要的话，最好拿新飞机来换，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交易。
实在没新飞机，那就掏钱买吧，他们可以考虑卖。
周秋萍特别惊讶，还调侃了对方一句：“你们不搞爱国教育基地了。”
“搞什么搞？没钱。”肖部长的兴致显然不高，只草草交代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余成刚好从厨房端了红烧鱼出来，但她的表情奇怪：“怎么啦？”
“怎么了？老肖那家伙怪怪的。”周秋萍摇头，招呼小朋友们，“吃饭了，赶紧给我洗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