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