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去学了几天车，跟人打的交道多了，也就明白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国家领导都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了。
到处都有厂子发不出工资，到处都有人找不到工作。往年开过春来，城里到处都能看到农民工，现在，城里人自己都没辙了，哪里还需要外面的劳动力加入。
祝嫂子她们，实际上也是外来者。
周秋萍笑了笑，调侃母亲：“阿妈，咋就没事可做呢？你前面不是一直想去火车站卖杂志吗？这就是现成的挣钱的门路。”
周高氏眼前一亮，直接拍大腿：“对呀，就可以卖杂志，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各搞一个摊子，肯定能卖出去。”
周秋萍笑容满面地看阿妈筹划这事儿，也不给她提建议。不就是卖点旧杂志吗？阿妈又不是手上没钱，即便亏了又怎样？家里又不等米下锅。
母女俩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回卖旧杂志的事，一致认定应该弄个仓库，面积不用大，只要有地方存放杂志就好。
好在军嫂们年纪都不大，全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起码有小学文化，不至于不认识字。到时候把废品回收站的旧杂志挑拣出来，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就能拿出去卖了。
周高氏兴奋了一夜，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又开始犯愁：“这挑杂志卖杂志能要多少人啊？她们这么多人呢，我要谁不要谁呢。都是隔壁，落下谁都不好。”
周秋萍哭笑不得：“哎哟，我的妈呀，你还能管全世界啊？你跟谁关系好你就找谁，你看谁干活麻利你就要谁。你一掏钱的人，你又不欠谁的，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周高氏还是不得劲：“那也怪可怜的，没活干怎么办？还要手心向上看男人的脸色过日子吗？”
周秋萍喝粥，声音平静：“估计坚持不了两天回去上班的人不少。罢工这种事儿，能有几个真成功的？小团体的人少，目标明确，不出意外，他们永远都比大团体更团结。”
老太太转不过弯来，本能地反驳：“人多力量大，怕啥？”
周秋萍笑了：“人越多心思越杂，也越容易被分化。就说我在深圳工厂看到的吧。工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拉长，唯一的权力就是决定这条生产线上的几个工人什么时候能上厕所。你甭小看这点权力，他照样就比其他人高一头。而他这个权力是老板赋予他的，一旦有人反对老板，他绝对会表现的比老板更激动。为了维持住他的权力，他会急老板之所急，想老板之所想，挖空心思讨好老板。众人想反抗，有异动的时候，头个跳出来镇压的人就是他们。他们就变成了工人中的特权阶层，虽然他们本身实际上还受着资本家的压迫。他们上蹦下跳的久了，在外人眼中就成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坏的都是他们，老板反而是无辜的。可没有阎王撑腰，小鬼能蹦跶吗？”
老太太叹了回气，到底没在说什么。她和祝嫂子最熟，平常没少吃人家的东西，即便不是白吃，现在也该投桃报李。要找人挑杂志卖杂志，她头个想到的就是祝嫂子。
“旁人我也管不了了，反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周秋萍看老太太已经兴冲冲地跑过去找人说话，好笑地摇头。这会儿阿妈也不担心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人家抢她的生意了。因为她不怕呀，挣钱的门道多了，市场又那么大，能赚多少先赚多少呗。
不怪周高氏心急，她现在又不是天天闲在家里没事做。送完两个孙女儿去托儿所之后，她还得去学车呢。不趁着早上把事情说了，让人考虑清楚，她白天还有什么时候有空啊？
秋萍是肯定没空的，秋萍还得去招呼那位曹总。人家帮了自家大忙，等人忙完了正经事，一定要正儿八经地请人吃顿饭的，好歹也是个感谢的意思。
周秋萍的确忙，她作为中人，得全程陪同曹总考察被服厂。
一进工厂生产区，周秋萍就在心中暗暗发笑。肯定是大扫除过了，这是迎接领导检查的必定步骤。缺了谁都不能缺了这一步，不准不足以体现出重视和抖擞的精神面貌。
厂长在前面亲自带队，领着贵客参观他们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可是10年前他们花大价钱从日本引进的，一直都很好用。
曹总一直参观，并没有发表意见。直到大家都走出车间时，她才夸了一句：“工人的头发都弄得很好，蛮安全的。”
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家在大陆投资的工厂曾经出过事。有个小姑娘洗了头发进车间，也没把头发扎好绑在帽子里，结果头发被机器卷着，连头皮都拽了下来。
那么年轻的姑娘，闹出这种事情来，真让人看都不忍心看。
后来事情虽然妥善解决了，但工厂的管理层也换了一批。为了换掉这些有背景的人，他们费了不少功夫，也因此吃了些暗亏。
如果合作的代工厂从一开始管理就严格，那肯定再好不过了。即便对方出事和自己没关系，也不是自己这边的责任。但影响了生产，最后还是会连累到他们。
厂长笑呵呵的，语气带着骄傲：“我们这是兵，令行禁止的兵，规矩就是规矩，一分折扣都不能打。”
没等他骄傲完毕，外面就有人要找领导评理。
气得厂长吹胡子瞪眼睛，一个劲地朝下属使眼色。
工会主席好歹还算机灵，赶紧跑过去把人拉到边上去了。
曹总眼睛扫过，并不打算关心合作对象的家务事，只询问车间生产的细节。她带过来的那位专家汤先生，询问的就更加仔细了，还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上两笔。
看完车间生产流程之后，曹总又要求看仓库储存的面料。她之所以选择和内地工厂合作，关键点就在于因为身份的限制，她弄不到足够的生产原材料配额。
大家一种种面料看过去，等到了仓库尽头的时候，众人又听到了歇斯底里的争执声：“凭什么让我出去卖？怎么老是欺负我们老实人？回回都是我们。”
厂长脸色铁青，恨不得当场就给手下两个耳光。
狗日的，平常让他们闹腾也就算了。关键时候怎么一点点眼色都没有。
卢部长也不高兴，怀疑手下是故意的，趁这个机会找他哭诉。真是干啥啥不行，哭着要糖吃第一名。
厂长才冤枉哩，他还真没这个狗胆。虽然他的确非常愁这么多库存要怎么办，而且当真打过把这些直接卖给香港来的曹总，贴上她们服装的标签了事的主意。
可惜曹总不要啊，刚才一进车间，人家就说了衣服的款式得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这些衬衫都不行，他们的顾客是不会要这些的。
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指望跟人合作，今年的订单就靠人家了，他哪里还敢故意出丑？
说来说去，还是管理有问题。谁都敢在厂里撒野。
好在曹总见惯了大风浪，跟没听见一样，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
保卫科科长带着手下把闹事的工人请走了，众人参观完工厂，到工人俱乐部坐下歇息。
周秋萍趁着大家闲聊的时候，悄悄问了句站在自己身旁的副厂长：“刚才怎么回事儿？”
副厂长已经把她当成了洋买办一类的角色，认为她是替曹总问的，下意识地遮掩：“没什么，就是一点小矛盾而已。”
周秋萍哭笑不得：“你现在不说，万一后面闹出事情来怎么办？先说了，我好歹也能打个预防针，后面好应对呀。”
副厂长这才尴尬地搓手，声音压得低低的：“也没什么，就是去年生产的太多了，库存全都积压着。钱出不来，我们到处缺钱花，布料还在问我们要钱呢。”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曹总如果跟他们合作的话，能多付点定金，然后早早把货款给交了，这样大家才好常做常有。